紀念｜“職業導演”李歇浦

2023年2月27日，李歇浦導演去世，享年81歲，其代表作有《開天辟地》《走出西柏坡》《鄧小平·1928》等。

李歇浦

李歇浦，江蘇泗陽人，1942年出生于上海。1963年，他從上海電影專科學校導演系畢業后，進上海電影制片廠任導演助理、導演，曾為張駿祥《大澤龍蛇》做助手，并曾擔任創作室主任、副廠長。

代表作《開天辟地》于1991年獲第十二屆中國電影金雞獎特別獎、廣播電影電視部優秀影片獎、第二屆上海文學藝術獎優秀影片獎，并入選中宣部“五個一工程”電影作品和上海影評人獎年度“十佳影片”之一。《鄧小平·1928》獲2005年第十一屆中國電影華表獎優秀故事片獎。他導演的電視連續劇《上海大風暴》于1994年獲“飛天獎”二等獎、第三屆上海文學藝術獎優秀影視劇獎，并入選中宣部“五個一工程”電視作品。

2011年，上海電影家協會副主席、上海戲劇學院教授石川，曾同這位中國第四代電影導演代表人物，有過一篇長篇訪談。石川教授認為，李歇浦是一位非常“職業”的導演，“對電影生產的各個工業環節特別熟悉，功力深厚，給他拍什么片子他都能拍”。

以下為石川口述：

“什么片子他都能拍，這樣的導演我們一般叫職業導演”

上世紀50年代的時候，整個上海電影的生產規模，還有產業鏈的結構是全國最高的。而當年北京電影學院尚是初建。50年代末，隨著一批滬上電影人漸趨老去，上海電影也開始要面臨青黃不接的局面。未雨綢繆，那個時候上海就下決心要自己辦電影人的“黃埔軍校”，和北京電影學院南北呼應。

1959年，上海電影專科學校成立。當時是大專，所以叫做專科學校，校長是著名導演、編劇張駿祥。張駿祥導演是清華外文系畢業，后又留學美國，在耶魯大學專攻戲劇。這個學校的師資力量不可謂不強，都是由上海電影制片廠、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和上海科學教育電影制片廠有經驗的創作人員擔任。趙丹、白楊、沈浮、陳鯉庭等各方面的電影專家都在這里授過課。可惜，這所學校1963年就停辦了。可就是這四年的畢業生，后來都成為上海電影的骨干力量。因為當時就是定向培養，不向外地分配的。

上海的第四代導演，特別是女導演們，除了黃蜀芹，大部分都是這所學校出來的。李歇浦、于本正是導演系畢業的，知名演員達式常、梁波羅等則是表演系的。不僅是導演、演員，當年培養的電影各個工種都有。包括今年年初去世的國家一級攝影師、上海電影制片廠原廠長朱永德，也是在這所學校學的攝影。現在這批人都已經80歲往上了。

所謂中國第四代導演不是一個嚴格的概念，實際上是因為北京電影學院“八二班”出來一批第五代導演，往前推才有了所謂的第四代，乃至第三代（導演）的概念。第四代導演基本都是“文革”前畢業，但在“文革”后才正式開始拍片的這一批人，剛好李歇浦的年齡就在這一撥。實際上，第四代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各個廠里面學徒出來的都有，比如之前廣西電影制片廠的吳蔭循導演，他就是廣西廠自力更生培養出來的人才典型。

李歇浦畢業后，在上海電影廠肯定也是從助理干起，然后做副導演、導演。他的導演處女作《御馬外傳》（1981）是一部6本長的短片。當時上影廠為了提高產量和培養年輕導演，向市場推出了一批短片，大多觀賞性比較強，市場效果和社會反響都不錯。《御馬外傳》就是其中的一部，程之主演。

“6本長”就是60分鐘的膠片，標準長度一般來說是9本。之所以要推出這樣的短片，當年也是不得已。改開初期，上影廠人才積壓，僧多粥少，導演室里老老少少五十多位呢。老導演們“文革”結束想出來再展拳腳，中青年導演也不能總是閑著，要給這些年輕人不斷地拍片，想出的辦法就是拍短片，把幾個短片湊在一塊兒，編在一個放映單位，比如把兩部60分鐘的短片放在一塊，就變成120分鐘，再拿到影院去放。吳貽弓導演的處女作《我們的小花貓》（1980）也是這樣的短片。這在當時培養了一批人，就是在特殊情況下給年輕人練手的，而且還取得了不俗的市場反饋。

類似這樣的“串燒電影”，并不是現在的發明。90年代的時候上影廠還做過類似的復制，三位年輕導演各拍一部30分鐘的都市生活短片，做成一個獨立的放映單位。這幾年“我和我的祖國”系列電影中也是如此，幾位導演在一個主題下，各拍一段故事，整合在一起放映。所以說，這種形式其實一直在用，只不過媒體平臺在不斷地轉換。

上世紀80年代末，國內電影市場對娛樂片的需求量顯著增大，上影廠里給李歇浦導演分配任務，連續拍了兩部武打片《斷喉劍》（1988）和《銷魂刀》（1989）。那時候就連黃蜀芹導演也拍了《超國界行動》（1986），那說起來是部反恐驚悚片。這兩部武打片，并非是李歇浦導演本意要拍，他其實是一位很典型的職業導演，有點像是老導演湯曉丹，沒有特別明顯的個人風格，但對電影生產的各個工業環節特別熟悉，功力深厚，給他拍什么片子他都能拍。這樣的導演我們一般叫職業導演，個人風格特別突出的導演叫做作者導演。

這幾十年來，我們過分片面地強調個人風格特別突出的作者型導演，而對職業導演是有所忽略的。其實更老一代的，像1949年前的中國導演，一直有這樣的一個流派。很大牌的導演，拍過不少觀眾喜聞樂見的電影，但沒有特別突出的個人風格。這有點像好萊塢詹姆斯·卡梅隆那類導演，希區柯克拍來拍去都是他的風格，卡梅隆什么片子都可以拍，而且拍的片子都叫座。職業導演這個概念在中國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斷喉劍》和《銷魂刀》是武打片，但也可以看出導演在里面的作者性，那便是對封建士大夫愚忠的反思，這是當時同類作品里是鮮見的。至于這兩部電影不約而同都選擇了明末李自成相關的傳奇演義，我覺得也不是李歇浦的選擇，而是這兩部片子都是同一位編劇李曉的本子，恰好都是講那一時期的故事，一系列的故事。拍了一部市場反映良好，那下一部自然還是如法炮制。我們不能忽略那時都是國營制片廠的體制，李歇浦拍片子是生產任務，而他也非常服從廠里的安排，擔負著創收的責任。

1998年公映的《燃燒的港灣》是李歇浦導演另一部商業片代表作，何麟主演。演員表中還有中國香港演員溫碧霞，中國臺灣演員趙文瑄以及美國演員約翰·斯拉德（John Slade）。這部電影是為了慶祝香港回歸祖國而拍攝的合拍片，故事背景是二戰末期香港的抗日斗爭。謝晉導演在此前一年拍攝的《鴉片戰爭》也是合拍，更有歷史命題的題中之義。當時合拍片是有規定的，就是港方演員要占多少比例，美國演員則估計是港方找來的，在今天這樣的模式早已尋常。

“主旋律電影和市場的結合，盡可能吸引年輕觀眾”

1991年建黨70周年紀念，《開天辟地》是獻禮片，但這部電影的藝術性和史學價值同樣很高。李歇浦的個性氣質比較適合拍這樣的歷史題材。當然，這也是機遇，他撞上了，《開天辟地》也因此成了他最偉大的一部作品，他和這部作品是互相成就的。當時是從1989年就開始籌備，他抱著相當大的使命感來著手這一題材的創作。

《開天辟地》不同于一般的革命歷史題材，它包含一系列革命先驅者的人物群像，而電影作為故事片，首要任務是塑造人物，通過一個個鮮明的人物形象來展現中國共產黨建黨這個在近代史上具有開天辟地意義的重大歷史事件。導演主要是看中了它的史詩風格。再就是人物寫得活，不像過去一些寫領袖的片子，人物都一板一眼，缺乏性格魅力。另外，黃亞洲、汪天云的劇本總體上還帶點紀實風格，有些新聞報道式的寫法。

所謂紀實風格，應該說主要體現在電影的散點透視上。建黨的歷史屬于“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在故事創作上虛構的空間非常小。上海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但建黨可以說是在全國發生的，所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北京有李大釗，上海有陳獨秀，湖南有毛澤東，要照顧到不同的點。這些活動在當時的媒體上都是有記載的。

《開天辟地》追求一種歷史的客觀性和真實感。有一次，這部電影的編劇跟我講起他們當年研究史料的工作量，那真的是不得了，就像寫博士論文一樣，每一個細節都不容有任何差錯。在史料扎實的基礎上，最大的突破是凸顯了歷史人物的性格魅力。比如該片是第一次正面來塑造陳獨秀，而且塑造得非常有血有肉。

李歇浦和編劇在研究劇本時，發現陳獨秀是有那么一點家長制作風的。他對兩個兒子陳喬年和陳延年非常嚴格，甚至可以說是嚴厲。他在北大當教授，幾百大洋的月薪，可他只給兩個兒子四五塊大洋當生活費。讓他們去體會生活的艱辛，希望他們在艱苦生活中和勞動大眾的感情更接近。電影中有一場戲，講兩個孩子在夜里幫人拉大鋸掙學費，陳獨秀從附近路過，偷偷去看了一眼。這一看，心里又不忍，覺得辛酸，他畢竟也是有慈父心腸的人。所以在路邊買了整整一鍋茶葉蛋，讓小販拿去給他兩個兒子吃。這場戲是虛構的，但它符合人物的心理和性格邏輯，也不違背歷史的真實。

通過研究史料，導演發現陳獨秀其實是一個活得相當灑脫的人，耿直率性，也有那么點恃才傲物、顧盼自雄的味道。片中有一處情節，陳獨秀去撒傳單，被巡捕打了一耳光，他毫不客氣地還了人家一耳光，心想：“你算老幾，我是堂堂北大教授，文科學長，《新青年》主編，你竟敢打我？”“啪”上去就賞他一記耳光，嘴里還說“叫你嘗嘗新青年的滋味！”真是痛快淋漓。

在毛澤東形象的塑造上，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李歇浦在其戀愛和家庭戲上的展現。有一場戲，毛澤東和楊開慧結成夫妻，要在毛澤東的母親畫像前跪拜。當時有人有不同看法，說毛主席是反封建的，又是無神論者，不應該行跪拜之禮。導演不同意這種看法，毛澤東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追求愛情，也愛他的母親。建國以后，他每次回家鄉，不是都去父母墳前祭拜嗎？他下跪并不是拜鬼神，是拜自己親娘，有什么不可以？爭論了半天，這場戲還是保留下來了。據說，后來影片在香港上映，新華社駐港分社收集了香港媒體的評價，大概有七八十篇文章，大部分對青年毛澤東的形象都表示了肯定，有些作者還說，他們沒想到青年毛澤東原來是這樣的。

李歇浦導演在主旋律電影的創作上，還有《走出西柏坡》和《鄧小平·1928》兩部佳作。在2004年拍《鄧小平·1928》的時候，李歇浦導演起用了中國香港明星余文樂，就是考慮到主旋律電影和市場的結合，盡可能吸引年輕觀眾。余文樂演的角色，身份是小平同志的助手，是個虛構的角色，完全可以用明星來演。

導演回憶說，他一開始是確定了陳冠希和余文樂兩個人，他個人比較傾向余文樂，因為后者外形更剛毅一點，與角色更接近。在聯系到余文樂之后，他好像有點受寵若驚。因為以前還很少有這種先例，用香港偶像明星來扮演革命先烈。余文樂表示對這段歷史不熟悉，擔心不能完成角色。李歇浦就讓副導演幫他補課，給他講歷史，看一些文獻資料，包括當時一位捷克攝影師實拍“四一二”大屠殺的紀錄片《上海1927》。余文樂回香港以后，還請中文大學的歷史老師專門給他上了一個星期的課，態度很認真。

我記得當時還同李歇浦導演就主旋律電影的嬗變有過討論，在他看來只有那些能引起最廣泛共鳴的影片才叫主旋律。少數人喜歡，大多數看不懂的影片就不是主旋律。拍出來沒人看，就更不叫主旋律了。在他看來，電影政治上的正確當然要講，但如果光講政治正確，那就去看紅頭文件好了，干嘛要看電影呢？電影之所以是電影，就在于它需要用藝術形象來傳達意義和價值。他當時就提出，主旋律影片的創作，思想還可以更加解放，題材還可以突破更多禁忌，風格類型上也還可以更多樣化一些。

采訪當年，電影市場上已經有了《建國大業》《建黨偉業》。這兩部影片都是大量使用明星，搞聲勢浩大的發行宣傳。這在李歇浦看來也是在為主旋律電影探路子，應該允許和鼓勵。他同時也提出，現在它們票房很好，并不意味著以后主旋律只能走這么一條路。如果讓他再拍這種影片，就不會這樣大量地使用明星。還是要從題材出發，從歷史人物出發，來考慮需不需要用明星。這是他要堅持的路子。（澎湃新聞記者 王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