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人販”余華英被審判的日子

10月11日，走出貴陽中院的楊妞花(右二)接受媒體采訪。 林玨瑤攝

從河北邯鄲到貴州貴陽，最快的高鐵也要近7個小時才能抵達。從三年前尋親成功至今，楊妞花已經在這條路上往返數次。路的一頭，是她從5歲被拐至今生活了近30年的地方；另一頭，有她兒時生活的老家和家人。如今，當年拐賣她的“人販子”余華英，在貴州省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貴陽中院)接受審判。

去年至今，余華英案每一次開庭前，楊妞花都會提前兩三天趕到。她有很多事情要處理：接受媒體采訪、聯系其他被害人的家屬、幫他們安排住宿……她一著急就容易上火，這兩次到貴陽，嘴唇起了泡，額頭上冒出痘痘，愛美的她照著鏡子有些無奈。

作為受害者，楊妞花親手將加害自己的人販子送上了法庭，她迫切希望余華英能早一點受到法律的制裁，給自己、早逝的父母以及其他被拐家庭一個交代。

10月11日，余華英拐賣兒童發回重審案一審在貴陽中院開庭。貴陽市人民檢察院指控，余華英曾拐賣17名兒童。因案情重大，該案擇期宣判。

等待宣判

2023年7月14日，貴陽中院開庭審理被告人余華英拐賣兒童案；2023年11月28日，該案在貴州省高院二審開庭；2024年1月8日，貴州省高院作出二審裁定，發回重審……每次提起案件的時間節點，楊妞花總能快速又準確地回憶起來。

1995年冬天，5歲的楊妞花和父母、姐姐在貴陽生活，被鄰居余華英拐賣到河北邯鄲一戶聾啞人家。在新的家庭里長大、結婚、生子后，楊妞花決定尋親。2021年6月，她找到了自己的家，得知父母因自己被拐傷心過度已經去世。

她決心把當年拐賣自己的“人販子”余華英告上法庭。2022年，楊妞花向貴陽警方報案，一個月后，余華英被抓。隨后，余華英被以拐賣兒童罪提起公訴。2023年，余華英被貴陽中院一審判處死刑，二審法院以原判漏罪等為由，裁定發回重審。

從二審裁定發回重審至今9個月，楊妞花幾乎是數著天數過日子。心里焦急的時候，她問公安、問檢察院、問律師，“到底到哪兒了？到底咋回事？怎么還沒弄清楚？”

實際上，余華英將受到的處罰似乎沒多少懸念：2023年，貴陽中院一審對余華英以拐賣兒童罪判處死刑。貴州省高院二審以原判漏罪等為由發回重審，今年10月11日，貴陽中院重審一審開庭，貴陽市人民檢察院指控，余華英自1993年至2003年期間，伙同另外兩人，在貴州、云南、重慶等地流竄，物色合適的兒童進行拐賣，共計拐賣17名兒童，在一審和二審所認定犯罪事實基礎上，拐賣兒童的數量增加了6名。在這種情況下，她幾乎不可能被輕判。

楊妞花回憶，在該案一審、二審、重審一審中，公訴機關的量刑建議均為死刑。因案情重大，本次重審一審并未當庭宣判。

楊妞花希望判決越快越好。她想給去世的父母一個交代，也想放下這樁事。至于余華英，她在一審開庭見過一面后，就不愿意再面對，等到這個案子執行完，她不會再提起這個名字。

“希望下一次宣判的時候，能真正地拿到結果。”10月11日，走出法庭的楊妞花說。

做回楊妞花

“楊妞花”這個名字，成為父母留給楊妞花為數不多的念想。

但自從5歲那年被余華英拐到河北邯鄲農村之后，她便失去了這個名字。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個陌生的稱呼——“李素燕”，成為了她被拐這26年里唯一的身份標識。

在記憶深處，她一直記得父母給自己起的名字“楊妞花”，小名“楊妞妞”。她迫切地想要改回來。認親之后，她為這事多次找過相關部門。但被告知，必須要有明確證據證明她曾經叫作“楊妞花”。直到去年拿到判決書，上面載明“李素燕”原名叫“楊妞花”，她據此才能去申請。

今年6月，楊妞花從快遞站拿到新辦好的身份證。回到自己經營的美容店里，楊妞花看著手中的身份證直流淚。她拍了一張照片發給姐姐楊桑英。

“你看，我跟你一樣姓楊了。”

“哎呀，恭喜你。”“爸爸得多高興啊。”姐姐說。

看到姐姐的回復，楊妞花發了一個小孩在地上打滾的表情。

拿到新身份證后很長一段時間里，楊妞花沉浸在失而復得的興奮之中。無論走到哪里，她都忍不住想要掏出那張嶄新的身份證，向別人介紹：“我叫楊妞花。”

反擊“人販子”

如今再提到“楊妞花”，很多人會把這個名字和尋親、打拐聯系到一起。她尋親的故事被寫成書出版，也有影視公司找到她，想把她的經歷改編成影視作品。

今年9月底，電影《浴火之路》在上海舉辦首映禮，邀請了楊妞花觀影。出發前，楊妞花只知道自己被安排發言，但到了現場后，她沒想到自己會被如此“隆重”地介紹——“5歲被拐的女孩”、“26年后將人販子送上法庭”，這是現場主持人介紹她的關鍵詞。

這部影片講述了被拐兒童父母反擊“人販子”的故事。這些家長們，有的為了找孩子沒吃沒喝仍在堅持，有的在尋親過程中很樂觀，卻在找到孩子后發現孩子已離世，受不了打擊跳橋……看到這里，楊妞花忍不住流淚。

電影里，窮兇極惡的“人販子”最終下場凄慘——有的在雨夜被雷劈中，有的則被水泥淹死。

看完結局，楊妞花心里特別痛快。她覺得電影情節和現實生活很像：將她拐走的余華英，很快將受到法律嚴懲；當時為余華英提供落腳點的中間人王某付，如今已年過九旬，孤苦無依，晚景凄涼；而另外一名參與拐賣兒童的男子龔某良，也因早年的一場意外而離世。

回想自己把余華英送上法庭的經歷，楊妞花分享觀后感時，把自己比喻成“可以咬人的兔子”。“在迫不得已的時候，我們就是虎和狼，可以沖破困住我們的籠子，去撕咬壞人。”

從尋親者到志愿者

成為公益性尋人網站“寶貝回家”志愿者這三年來，楊妞花收到很多私信，向她求助的大多是被拐兒童。“我可以找家嗎？怎么能夠讓家里人知道？會牽扯到養父母嗎？”這些是他們最常問的問題。

她想到一個辦法——在社交賬號上發布自己和養父相處的日常。尋親成功后，她會帶著聾啞養父到姐姐家里一起過年，陪他一起去北京玩。她希望通過這些視頻，告訴想找家但不敢找家的被拐兒童們：“你們可以放心大膽地去找，找到(親生父母)之后，決定權在你們手里。你們只會多一個愛你們的人，不會影響你們的生活。我在找到家之后，生活也沒有被影響。”

一開始，楊妞花聽到很多質疑甚至罵聲，有人罵她的養父是“買家”，但楊妞花還是堅持更新。時間久了，這個方法“很管用”——有被拐兒童看到她發的視頻后，愿意主動站出來采血，和親生父母比對DNA。三年來，她已經幫助過十多個被拐兒童找家人。也有一些尋親家長找到楊妞花，向她咨詢維權的經驗。

這次到貴陽參加庭審前，楊妞花隨身攜帶了兩張照片——一張照片是年輕時候的媽媽，正如她記憶里那樣，愛穿白色的衣服，把長長的頭發扎成馬尾辮；另一張照片是年輕時候的爸爸，懷里抱著小時候的她。

有記者問，你會把照片帶進庭審現場嗎？她搖了搖頭。她不想讓父母看到“余華英那副德行”，而是希望用這兩張照片向大家描述“人販子”給她帶來的、那些用言語形容不出的痛苦：“孩子被拐之后，影響的不光是被拐的人，在這個家庭里的其他小孩也不幸福，父母也不幸福。”

10月11日，余華英拐賣兒童發回重審案一審開庭，楊妞花走出法院時，被媒體的攝像機和話筒包圍，在她身后，是高舉著孩子信息牌的尋親家長，期盼能借此機會讓被拐兒童的信息得以擴散。

經歷了長達7個多小時的庭審，楊妞花的聲音透露著疲憊。但她仍然詳細地回憶庭審中的每一個細節：談及自己家庭的遭遇時，她注意到余華英正摳著手指；而當兩人目光相對時，余華英依舊眼露兇光；情緒激動的尋親家長試圖沖向余華英，被工作人員及時攔下……

楊妞花不忍心拒絕每位到訪的記者，哪怕她已經把這些故事重復講了一遍又一遍。她格外珍惜每一次發聲的機會。盡管在社交平臺上已經擁有上百萬的粉絲，但她始終擔心自己的力量不夠。她希望通過接受采訪，讓更多人關注被拐兒童以及尋親群體。正如她這次開庭前把父母的照片帶在身邊那樣——“我想讓更多人能夠關注到拐賣事件，也希望判決能夠震懾人販子。”楊妞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