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員陳瑾：在創作過程中，其實是樊錦詩在塑造我

當導演苗月邀請陳瑾出演“敦煌女兒”樊錦詩時，陳瑾很快就答應了，“我是踩著快樂的、細碎的腳步跑到了敦煌，一身輕松。”然而，沒過多久，陳瑾就進入“自我質疑”狀態，“我對樊老了解得越多，越覺得夠不到她偉大靈魂，我的內心充滿恐懼。”

最終，她在靠近樊錦詩精神世界的過程中，得到力量與鼓舞，完成這個角色。電影《吾愛敦煌》正在上映中，主演陳瑾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整個創作過程中，“其實是樊錦詩在塑造我。”

《吾愛敦煌》以“敦煌女兒”、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長樊錦詩的經歷為線索和切入點，講述了幾代敦煌莫高窟人堅守大漠，守護世界寶藏莫高窟的壯麗人生故事。作為第一部以樊錦詩先生的視角為切入點，將世界瑰寶敦煌搬上大銀幕的影片，讓觀眾通過光影領略莫高窟的魅力所在，感受這片西北之地所承載的厚重的歷史文化。

越了解樊錦詩 越不敢演

樊錦詩說自己“對莫高窟，是高山仰止”。陳瑾對樊錦詩也是這樣的感覺，覺得這樣的偉大靈魂，自己只能仰望，難以去接近，“扮演樊老是我從業以來最特殊的一次經歷，也是最難的一次經歷。”陳瑾一度打了退堂鼓，甚至差點跟導演苗月鬧掰了，“我答應出演《吾愛敦煌》之后，觀看了樊老大量的資料。越了解，越不知道自己當時是哪里來的自信，敢去接演這樣的角色。我就跟導演說可能演不了，導演一聽自然就急了。”

陳瑾說自己此前沒演過傳記片，“我都是在演一些虛構的角色，就是給你提供一個基礎，更多的時候是靠演員自己加入態度和想象來進行豐富，讓角色逐漸地飽滿起來。但是，《吾愛敦煌》不一樣，樊老的事跡都在那兒了。她吹了幾十年的大漠風沙，從青春到白發，與敦煌已經融為一體了。那種視莫高窟的安危如生命的忠誠與開闊的視野，哪里是一個演員靠‘演’能夠還原的？此外，我跟樊老在外形上也不像，老人瘦小，那種瘦小的身形就讓人很感動。但在她面前，我覺得自己又高又壯的。我是北方人，老人家是南方人，她口音中的柔美又加入了西北的風沙感，有西北人的那種尾音。所以，聲音上，我也是夠不著。當時我真的是很沮喪、猶豫、彷徨，后來依依不舍地跟導演提出：我演不了。”

“樊老有點倔強，不聽你的夸”

導演苗月當時正好在拍攝關于樊錦詩的紀錄片。她讓陳瑾再去與樊老多接觸一番。樊老身上的“真實”和樸實，讓陳瑾漸漸覺得有了人物抓手，又有了信心。陳瑾笑稱，樊老有點倔強，非常可愛，“我們有時候會夸她，但老人才不聽你的夸——你別再來這一套，感覺就是‘你別拍我馬屁’。而且，她總是糾正我們的認知，說哪里是我的貢獻，都是團隊的，我哪有那么偉大？樸實極了。”

樊錦詩把一輩子的時間都放在敦煌石窟考古報告的編撰上。陳瑾花一千多元買了一套，拿去讓樊老簽名，“樊老看了就說，你要這個干什么？她的意思是，你想要就跟我說。我說不行，我必須得自己買。老人特別直截了當，我們在她面前就跟小孩一樣。她也會跟我們開玩笑。”

飾演樊老 更是樊老塑造我

陳瑾記得樊錦詩說起自己的愛人彭金章時，很有感染力，“老人家的那種措辭，我聽得一度起了雞皮疙瘩。”樊錦詩和彭金章是北大同學，畢業后樊錦詩遠赴敦煌，彭金章則來到武漢大學，參與創辦了考古學專業。原定三年后樊錦詩回去，未承想兩人分隔兩地達23年之久。其間，彭金章承擔了育兒等大部分家庭責任。直到1986年，彭金章才調往敦煌，從零開始莫高窟北區考古。陳瑾告訴記者：“樊老回憶起那段老彭舍棄了自己在武漢的事業，來找她是‘老彭愛護我’——你既然不能來，我就去找你。”而“老彭愛護我”這幾個字，讓陳瑾覺得蘊含著兩人相濡以沫豐富的情感，又特別貼切、樸實。所以，在影片中，樊錦詩有句臺詞說，“老彭這樣的丈夫，打著燈籠也難找。”

陳瑾慶幸自己沒有最終放棄這個角色。在飾演樊錦詩的過程中，陳瑾感受到了樊錦詩的生動、純粹和人格的綻放，“她偉大而又平凡，自由而又自信。除了是歷史文化的守護者，她也是一位妻子、一位母親，也有對于家庭的責任，與愛人的相守。”陳瑾覺得，拍攝的過程不僅是自己在慢慢地走向樊錦詩，更是樊錦詩在塑造自己，“我至今想起來與樊老相處的時刻，還會覺得心中充滿溫暖和感動。她花白的頭發，瘦瘦小小的，在一群人中，幾乎難以看見。但是，一說起話來，卻是那么響亮、有力，閃著光。”

電影背后

導演苗月：洞窟里的光是用鏡子反射進去的

導演苗月與《吾愛敦煌》這部電影有著特別的緣分。2018年年初，她讀了一篇關于樊錦詩的文章，覺得特別適合拍攝成電影，“而且，我當時腦中莫名地就覺得，演這個角色的人應該是陳瑾。”結果，在這年冬天，該片的出品方之一、甘肅風行影視文化有限公司的制片人就找到苗月，說準備拍攝一部樊錦詩的電影，希望她能來執導。“我覺得這也太幸運了。這么好的題材，這么好的機會，讓我特別有投入的激情。”

2019年3月開始，苗月三下敦煌進行采訪，“采訪了一百多位專家、一百多位學者，以及在敦煌研究院的工作者。”采訪一直持續到2020年的秋天。正如《吾愛敦煌》中所說的，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了解越深就越感到魅力無窮，苗月也覺得這個題材創作起來難度很大，而且資金也一度難以落實，“好在2020年的秋天，峨眉電影集團決定投資，拿出了真金白銀，作為影片的第一出品方與甘肅風行一起合作。這也解決了創作團隊的后顧之憂。”

2020年秋冬季節，《吾愛敦煌》的整個攝制組到達敦煌，由于疫情的原因，苗月眼中的敦煌變得與往昔有所不同，“秋天就那么靜靜地來了，那么的美，也那么的寂寞。可以說，我們拍到了2020年最深沉也最寂寞的敦煌秋色。”

735個洞窟、2400余尊塑像、1600年的榮辱興衰，莫高窟作為東方藝術寶庫、世界文化遺產，“入鏡”談何容易。導演苗月表示，這也是本片拍攝的最大難點，“實景拍攝，我不敢奢望。但我最初在敦煌采訪的時候，看到敦煌研究院有十個左右的模擬洞窟。這些洞窟也有幾十年的歷史了，都是一些老先生畫的，還有技術力量的輔助，才能制作完成。看到這些模擬洞窟，我才覺得這部電影，是可以做成的。”

在寫劇本的階段，苗月把每一場戲哪些戲份必須要在實景洞窟里面拍，哪些要在模擬洞窟拍，全部清晰地注明。然后，制片人把劇本里面的這些東西全部提出來，寫了一個非常厚的報告，遞交給敦煌研究院，“我們的申請最后得到批準的，不到三分之一，三分之二都給拒了。那我就不停地改劇本。”

在莫高窟的實體窟里拍攝是不允許進燈的。苗月透露，燈光師從北京帶了十幾塊大鏡子，然后一點一點地把太陽光反射到洞窟里面，“所以，大家在影片中看到的有一些洞窟的實景空鏡里，有明亮的光，那都是我們的鏡子反射進去的，不然就拍不出畫面。而就算我們在模擬窟里拍的內容，也有嚴格限制，不是說你隨便想進去拍就進去拍的。”

苗月笑說，劇組的每個人在創作的時候都是提心吊膽的，“我們是在一個盛大歷史文物現場拍攝，不能有一絲一毫的錯誤發生。敦煌研究所與我們全組的工作人員都簽訂了協議，每個人都要保證不能犯任何錯誤。如果犯了，個人承擔法律責任。所以，只要現場工作人員把他們各自的工作完成，都遠遠地離開洞窟，真害怕有一點閃失。”

敦煌研究所派出監管人員小李來監督拍攝。苗月形容小李“非常嚴厲、鐵面無私，一點笑容都沒有”，“這個年輕人一直緊盯我們的拍攝。當我們全片最后一天拍完以后，他突然笑了。我都嚇到了。我說，原來你會笑啊。然后他說：‘你們終于拍完了，沒有犯錯誤，我也能松一大口氣。’”苗月表示，這部影片要感謝團隊，感謝各方的配合才能完成，“如果覺得敦煌洞窟的內容表現有沒過癮的地方，我也希望大家體諒。因為太不容易了，我們已經做了最大的努力。”

苗月表示，這部影片除了講述樊錦詩一生專注于敦煌文化研究保護事業、從青絲到白發的生命經歷外，也在致敬一代代敦煌莫高窟人為傳承弘揚敦煌文化所作的探索和努力，“因為影片的篇幅有限，未來還會剪一部相關的紀錄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