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拜登首次動用特權，這個特工已喊冤60年……

他等了快60年，

才等來白宮“恩赦”。

作者：馮璐  姚貞羽 

編審：蘇睿  凌云

在接到4月26日那個電話之前，亞伯拉罕·博爾登幾乎以為自己這輩子是等不到這一天了。

叮鈴鈴——

一陣電話鈴聲打破了清晨的寧靜。電話另一端告訴博爾登，他已經被美國總統拜登赦免了。

聽到這一消息，他一下子有些緩不過神——為了這一天，他已經等了近60年。

陽光透過窗戶照在墻上和博爾登身上。和許多經歷過那個年代的非裔美國人一樣，博爾登在自家起居室里掛了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和前總統肯尼迪的肖像。

博爾登1935年出生在美國一個貧困的非裔家庭，在吹小號方面很有天賦，但在從林肯大學音樂系畢業后，他選擇走上執法職業之路，并于1960年加入美國特勤局。

如今87歲的博爾登，和其他老人似乎沒什么兩樣：穿一件深藍色印花T恤，身形瘦弱，坐在輪椅上，腿上還蓋著一塊疊好的米色毯子。他兩鬢花白，戴一副棕色眼鏡，只有倔強的眼神似乎在訴說著他的不同尋常。

正是這樣一位老人，成了美國第一位擔任總統特勤人員的黑人特工，但又被舉報出賣情報而鋃鐺入獄。多年來，博爾登一直努力自證清白。

接到赦免電話的當天下午，博爾登在社交媒體上寫道：“雖然最初沒能成功證明我的清白，但近60年后，我的堅持贏得了最終的勝利。希望我的赦免激勵其他人繼續為正義而戰，并堅持真理。”

改變命運的對話

一切還要從1961年4月28日說起。博爾登清楚地記得，就是在這一天，他見到了當時的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并開啟了一段改變命運的對話。

當天，肯尼迪要參加一場在麥考密克廣場舉行的感謝晚宴。為確保總統安全，特勤局特工和芝加哥警察在宴會各地布置了精兵強將，博爾登就是其中一員。

博爾登回憶：“當時一些特工在總統附近找到了令人垂涎的位置，而我的任務是守衛一個地下室洗手間，該洗手間是留給肯尼迪專用的。”

當總統到達宴會地點時，就想要使用洗手間。就在這個洗手間，正要離開的肯尼迪和博爾登相遇，并開啟了這樣一段對話——

肯尼迪：“你是特勤局特工還是芝加哥警察？”

博爾登：“我是一名特工。”

肯尼迪：“博爾登先生，華盛頓特區的白宮特工中曾經有過黑人特工嗎？”

博爾登：“據我所知，沒有，總統先生。”

肯尼迪：“那你是否愿意成為第一個？”

博爾登答：“我愿意，總統先生。”

就這樣，一個月后，年僅26歲的博爾登由肯尼迪親自任命，成為第一個在白宮保護總統的黑人特工。

· 年輕時的博爾登。

事實上，在當時的美國，種族歧視問題非常嚴重，很多餐廳甚至拒絕接待有色人種。在這樣的壓迫下，與之相關的民權運動也達到最高峰。

而肯尼迪一直認為種族壓迫是美國自由的污點。他提倡種族平等，是第一位在就職舞會上與黑人女性共舞的總統。而且，肯尼迪給予了美國黑人許多新權力，讓他們擁有了一些特殊工作的就業權，甚至還給了美國南部的一些黑人選舉權。

更重要的是，他支持馬丁·路德·金推動民權法案，維護黑人權益。同樣也是在他的任期內，黑人第一次被任命為大使、聯邦法官等職。這引發了部分白人的不滿。

· 肯尼迪1962年公開發表演講。

據博爾登回憶，他在白宮值班的時候，肯尼迪曾拍著他的肩膀，自豪地稱他為“特勤局的杰基·羅賓遜”（杰基·羅賓遜是美國職棒大聯盟MLB的第一位黑人球員），當時他激動得幾乎要哭出來，發誓要為肯尼迪獻出自己的生命。

· 肯尼迪（左）與博爾登。

不過，肯尼迪對博爾登的偏愛卻引來了特勤局一些人的不滿。他們故意鄙視博爾登的黑人身份，甚至給他起帶有侮辱意味的綽號。就這樣，博爾登在白宮僅僅待了不到2個月，又因為受到排擠，被迫調回了芝加哥。

· 調回芝加哥的博爾登（左）。

和特勤局“硬杠”

對博爾登來說，被調回芝加哥的三年，更像是暴風雨來臨前的平靜，而1963年肯尼迪遇刺事件就是那劃破平靜的一道閃電。

1963年11月，肯尼迪夫婦在達拉斯巡游時，槍聲突然響起。肯尼迪在送往醫院的路上就不幸去世。

· 肯尼迪遇刺前的巡街場景。

當時，博爾登對特勤局的批評一度成為報紙頭條——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幾乎無人敢和特勤局“單挑”。

他卻根據自己在白宮短暫的工作見聞判斷，特勤局在安全保衛方面存在疏漏和懈怠。比如許多特工在值班時喝酒，用特勤局的車接送女伴或者去酒吧，甚至公開表達對總統的不滿。

博爾登公開表示：“我早就告訴美國特勤局局長，如果有人對肯尼迪總統產生了暗殺的企圖，那將會是成功的，因為特工要么沒有反應，要么反應遲緩。局長告訴我他會調查的，但之后沒有下文了。”

在博爾登看來，肯尼迪遇刺案很可能還和特勤局的種族主義有關，“這個國家是種族主義的溫床，對肯尼迪總統和馬丁·路德·金等人的怨恨已經滲透到特工中”。

“肯尼迪總統覺得，將包括黑人在內的美國人民團結在一起是他的使命。”博爾登說，“但他早就明白，這樣的價值取向會將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險之中。我能從他的眼睛里看到這一點——他害怕被暗殺。”

· 博爾登與肯尼迪夫人（右）。

同時，博爾登還進一步放話說，要向負責調查總統死亡的沃倫委員會透露有關總統缺乏適當安全措施的信息。

1964年5月，就在他準備將這些告訴沃倫委員會時，卻先收到了來自芝加哥的指控——博爾登將機密文件以5萬美元的價格出售給犯罪團伙的頭目。同月，特勤局將他解雇。

就這樣，博爾登一下子從“特勤局的杰基·羅賓遜”變成卡夫卡筆下被充滿敵意的社會環境包圍的孤立、絕望的個人。

他堅稱自己是因試圖揭露特工機構內部的不當行為而被誣陷的，“那些種族主義者想用這種方式讓我‘閉嘴’”。

為了證明這一點，博爾登向當局反映，一天下午，他從芝加哥的辦公桌上抬起頭時，看到天花板上掛著一條絞索。

· 1964年，博爾登走進法庭。

然而，他的訴求沒有被采納。他的第一次審判因審判團意見不一而未能下判決。第二次審判中，盡管有關鍵證人承認應檢察官的要求撒謊，但他仍被定罪。經過兩次審判，博爾登最終于1965年被定罪，并被判六年有期徒刑。

聽到這樣的判決結果，博爾登在法庭現場眼含熱淚：“如果我的被捕曾讓美國的任何機構感到尷尬，那是因為我的陳述是真實的。”

入獄后不久，博爾登寫了一封信，信中說：“如果這種誤判可能發生在我身上，也可能發生在其他任何人身上。”他指定將這封信給馬丁·路德·金，但并不確定這封信能否被送達。

博爾登不知道的是，1968年4月，馬丁·路德·金已經被種族主義者暗殺，而此時的他還在服刑。

在博爾登的記憶里，自己被監禁期間，監獄官員一度試圖宣布博爾登精神錯亂，甚至將他關進精神病區，但博爾登堅稱自己不是瘋子，監獄方面最終未能得逞。

· 馬丁·路德·金生前照片。

特赦不等于無罪

1969年，博爾登在監獄服刑約39個月，并于兩年半的緩刑后獲釋。他出獄后曾擔任汽車質量控制主管，直到2001年退休。

在此期間，博爾登一直沒放棄證明自己的清白。在家人的鼓勵下，他2008年出版了一本回憶錄《迪利廣場的回聲：白宮特勤局第一位非裔美國人的真實故事》，里面詳細介紹了自己對正義的不倦追求，并感謝家人“給了我意志，讓我度過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

值得一提的是，迪利廣場正是肯尼迪遇刺的地點。可以說，肯尼迪遇刺的這一天，一直都在困擾著博爾登。

·博爾登在自傳簽售會上。

1978年1月，博爾登向眾議院暗殺問題特別委員會的調查人員講述自己在肯尼迪遇刺案中的經歷。該委員會于1979年3月發布的最終報告指出，特勤局在達拉斯履行職責方面的確存在缺陷。

與此同時，博爾登不斷向當局請求赦免。為了籌集相關資金，博爾登甚至重拾老本行，在芝加哥各地舉行一系列音樂獨奏會。

據報道，在尼克松擔任美國總統期間，博爾登首次向白宮申請赦免，此后這一訴求幾乎常態化。

通常，在提出赦免申請后，美國司法部會對其進行審查。最終，如果聯邦調查局認為這一說法有價值，便會開始調查此案。

然而，博爾登的訴求不僅從未得到官方支持，美國媒體連對他本人的情況都很少予以報道。

此次拜登的特赦令，也是基于博爾登每天都在努力回饋社會，并為社區做出貢獻，更重要的是，他還“因為在 1960 年代公開反對他在特勤局面臨的種族主義及挑戰不公正的勇氣而不斷努力，獲得無數榮譽和獎項”。

然而，這些并不意味著博爾登被宣布為無罪。美國的種族歧視問題也依然沒有得到解決。

據報道，60%的美國非洲裔認為他們經常在求職和購物時被歧視，在住房申請、貸款辦理、保險領取等問題上所受歧視也屢見不鮮。更駭人聽聞的是，非洲裔遭警察殺害的概率是白人的3倍。

由此可見，博爾登的特赦，還僅僅是一個非常微小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