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歲還在拼，這個“草人”太狠了……

“我想用自己的所學，讓國人強壯起來。”

驕陽似火的夏日，一棟“樓齡”奔五的普通民居在綠蔭下顯得古樸安靜。

98歲的任繼周正在一間小書房里伏案寫作。他時而拿起書桌上的放大鏡查閱資料，時而對著電腦顯示屏上的特大號字進行修改。

因為有點兒耳背，任繼周并沒被《環球人物》記者的來訪“驚擾”到。面積不大的家中，客廳里陳列簡單，一張舊沙發和兩抽桌，其余位置擺放了幾個大書柜。

·2022年7月26日，任繼周接受記者專訪。環球人物記者 侯欣穎/攝

一面墻的陳舊書柜中擺滿了和“草”有關的書籍。這正是他投入一生的研究。

他從甘肅回到北京已有10余年，但一直心系西北，從未放下自己熱愛的草業。

每年，他都會回到蘭州，去實驗室、草場看看，還在甘肅農業大學為學生們開講座。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盡管沒法出門，他依然每天工作5小時，遠程指導學生課業、潛心編寫教材。

“年紀大了，但我還想繼續為草業做點貢獻，我本來就是‘草人’嘛。”任繼周笑著說。

和虱子、臭蟲同眠

雖然聽力不佳，但任繼周身子骨健朗，與記者交談起來聲音洪亮，精神矍鑠，絲毫不顯疲態。

他至今清晰記得自己到達蘭州的那天。

1950年2月，他攜妻子李慧敏一同踏上奔赴蘭州的路途。“我們先從南京到西安，再到蘭州。從西安到蘭州沒通火車，我們一路走土路、睡土炕，足足走了21天。”

當時蘭州條件很差，風沙大，吃水要到黃河里去拉。任繼周到達時正是寒冬，北風呼嘯，宿舍的窗戶用紙糊上避風。

面對艱苦的生活條件，任繼周一點也不在意，反而對在這里的工作生活充滿了期冀。

“甘肅橫跨長江流域到黃河流域，再到內陸河流域的荒漠地區，從濕潤到干旱，從低海拔到高海拔，草地類型非常復雜，這就是完美的草原標本區。”任繼周說，“這里是研究草原科學的寶地，沒有比這里更好的了！”

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全國僅有30多個科研機構，科研人員不足5萬人，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更少，正是國家用人之際。

1956年，國務院開始編制《1956—1967年科技發展規劃》（即《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由周恩來、陳毅負責組織，范長江以科學規劃小組組長身份主持。

“周總理提出了幾大國土問題：草原、沙、堿、灘涂、水土保持、低產田等，當時全國對草原的研究還處于流動調查階段，我看到了草原工作的重點和發展趨勢，這是時代賦予我的責任。”

于是，任繼周決心在西北大干一場。

·青年時期的任繼周。

他花了一年時間走遍甘肅，對全省草原狀況進行初步考察。他一進草原就是數月，每天在帳篷里和虱子、臭蟲同眠。

“最大的困擾就是虱子。”為此，他特制了一件上下衣相連的工作服，用“六六六”農藥浸泡晾干后再穿上。

他使用馬車和毛驢當交通工具，更多的是靠一雙“鐵腿”，“山路險峻，常常一邊是巖石，一邊是萬丈深淵，一不小心就會摔下去，我只能小心翼翼地攀爬過去”。

任繼周一年跑破一雙翻毛皮靴和多雙布鞋。在走過甘肅和寧夏的每一片草原后，他執筆完成了我國第一部草原調查專著《皇城灘和大馬營草原調查報告》，為后續工作奠定了基礎。

要深入開展草原定位研究，還必須建立實驗站。

1954年，任繼周在草原類型較為典型的天祝馬營溝建起了我國第一個高山草原定位實驗站——甘肅天祝草原站。

這個位于海拔3000米的實驗室其實只有兩頂白色帳篷，什么設備也沒有，生活物資更是缺乏，時常有野狼和熊出沒。

任繼周曾寫詩記載當年的情景：“夜聞狼嚎傳莽野，晨看熊跡繞帳房。濃煙滾滾難為炊，寒風瑟瑟透衣裳。”

·1980年，任繼周（前左）與牧民（前右）、學生蔣文蘭（前中）親切交談。

他就常駐在這樣一個實驗站進行科研工作，創下我國草業科學多個第一↓↓

提出草原氣候—土壤—植被綜合順序分類法，已成為唯一可以覆蓋全世界的草地分類方法；

編寫出《草原學》教材，這是我國第一部大學草原學教材，被農業部選出作為向國慶十周年獻禮的成果；

在甘肅農業大學成立草原本科專業，成為我國高等農業院校第一個草原系；

研制出我國第一代草原劃破機——燕尾犁，使當地草原生產能力提高5倍，成為我國大規模改良草原的常規方法之一……

“想讓國人強壯起來”

“我能取得今天微末的成績離不開家人和師長的培養。”任繼周說。

他出生在山東一個書香門第，在家中排行老四。二哥任繼愈比他大8歲，一生對其影響最大。

“二哥總是督促我多讀書，幼時，他就教我背誦了《古文觀止》和英文版《伊索寓言》。”

抗戰爆發后，任繼周隨家人頻繁搬家。時任西南聯大講師的任繼愈給家里寫信，不忘關心任繼周的學業，他常說：“四弟是可造之材，不可埋沒。”他省吃儉用，將10個月的工資積攢起來，贊助任繼周就讀著名的重慶南開中學。

在動蕩歲月里，少年任繼周營養不良，體弱多病，只能躺在床上看書。他還感染了痢疾，痛苦不堪。就在顛沛流離中，任繼周親眼看到動蕩時局帶給國人的艱難困苦，感慨萬分。

“二哥學哲學，他告訴我，哲學有點務虛，希望我將來到大學里學習一些更實用的學科。”

于是，任繼周決定科學報國，報考了國立中央大學（南京農業大學前身）的冷門專業——畜牧業。

“面試時，院長馮澤芳問我，你為什么要考畜牧業？我說，我的身體不好，不光我，中國人的身體都差。我想改變我們的食物構成，用自己的所學，讓國人強壯起來。”

任繼周回憶說：“聽完我的回答，馮院長笑著說，‘你這口氣不??！’”

就這樣，任繼周開始了自己的報國之路，也遇到了自己的多名“伯樂”。

“在中央大學學習期間是我的讀書黃金期。恩師王棟先生送給我很多專業書籍。”任繼周埋頭學習，晝夜打字、記筆記，勤奮刻苦給王棟留下了深刻印象。

后來，任繼周每讀一本書或一篇重要論文，都將讀書筆記交給恩師批閱。

1948年，任繼周在畢業后成為時任國立獸醫學院院長盛彤笙的助教。為了將任繼周培養成畜牧系和未來草原學科的人才，盛彤笙希望他能再進修一兩年牧草學。

“盛彤笙先生還委托中央大學的同事羅清生教授，為我進修期間的吃住問題、實習場地、圖書資料等方面作了周到細致的安排。盛先生多次來看望我，關心我的生活和學業，讓我非常感動。”

任繼周后來致信盛彤笙，表達了自己的決心：“生愿鄭重申明，于明年進修期滿后，保證赴蘭，絕對秉承吾師指示，于進修期間不兼作研究生或兼營任何副業，專心研讀牧草及有關科學，以期確有進益，以報吾師厚望於萬一。”

當時，恰逢中國家畜生態學科創始人湯逸人辭任聯合國糧食組織畜牧專員，他從美國寄回來了2-3噸的專業書籍以及聯合國FAO小冊子。

任繼周代為開箱清點，這些資料有關于家畜管理的，有關于動物營養學的，有關于遺傳育種的，種類非常豐富。

他興奮地說：“這些書籍讓我對世界草原狀況和最新的科學成就有了深入了解，奠定了我從事世界草原科學研究的基礎。”

“愿做一棵小草”

正當任繼周在西北大展宏圖之際，全國開始奉行“以糧為綱”，大量將草原開墾為耕地，不僅破壞了生態環境，草原研究也被拋到了犄角旮旯。

但他堅持自己的初心，始終沒有間斷草業研究。

1978年，第一次全國科學大會召開，任繼周被選為代表參加會議，他激動地說：“科學的春天來了。”

那一年，他已經54歲。

第二年，任繼周就在甘肅農大開設了《草地農業生態系統》課程，開始草業的教學和研究。

“當時還是有很多人質疑我，覺得草沒有那么大價值，看不起草業，但我不怕，因為我是‘草人’嘛。我就想盡快讓草地農業的理論和觀點走出校園。”

當時，身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的錢學森給了任繼周有力的支持。

“錢老對我影響和幫助非常大。”任繼周回憶說，“有一次開會，我們倆的座位挨著，就草產業問題進行了探討。錢老問我：‘林業有16個產業部門，草業有多少產業部門？’那時候還沒有草業，但他這么一說我就吃了定心丸，決心發展草產業。”

一年后，任繼周就將形成的“3個因子群、3個界面、4個生產層”的草業科學框架雛形方案擺在了錢學森面前。

“錢老對我將草產業學科邁出校園、走入社會，起到了關鍵性一步。沒有他，我現在可能還在校園講學術問題，而不是像現在一樣將草業變成了一個產業。”

1981年，任繼周拿著申請到的10萬元經費，帶著10個人，創辦了我國首個草原生態研究所——甘肅省草原生態研究所，并將其建設為我國唯一的國家級草原科學重點學科點。

由于在草業科學領域做出突出貢獻，1995年，任繼周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成為我國這一領域的首位院士。

扎根西北70余年，任繼周將自己的一生獻給了中國草業。上世紀80年代，美國一所研究所高薪聘請他去做科研，被任繼周毫不猶豫地拒絕了。

他說：“我哪兒都不去，我就想留在祖國，留在西北。我很感謝我的祖國，沒有祖國的培養，哪兒有我的今天。我小時候經歷過抗戰，親眼看到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熱中，我心里很難過，我立志要報效祖國，盡自己的力量讓祖國強大起來，這就是我一生的追求。”

2019年，夫人李慧敏去世后，任繼周將自己多年積攢的工資、養老金等全部所得陸續捐了出去。

“我在青年時期趕上了好時代，如今祖國和平，經濟發展，我能安心做科研，還有什么所求呢？”

他抬起頭，望向二哥送他的一副對聯“涵養動中靜，虛懷有若無”，陷入沉思。

·二哥任繼愈送給任繼周的對聯。環球人物記者 侯欣穎/攝

“從第一次來到這片土地開始，我就被深深吸引，我愿意做一棵小草，扎根到這里。”任繼周說。正如他在《土地深層的樂章》一文中所說：“小草寂靜無聲地貼著地皮艱難地生長，卻把根深深扎到許多倍于株高的地方。”（作者：李璐璐 編輯：付玉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