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與高子水居

最近，無錫市濱湖區檔案史志館在參與編纂《濱湖文庫》時，將1921年由錢基博先生選纂的《高子水居精華錄》三卷收錄其中，集子中一篇清末外交家薛福成所著《修復高子水居記》顯得格外突出。

高子水居，位于無錫市東蠡湖北岸，是明代東林學派領袖之一高攀龍隱居讀書的地方。萬歷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高攀龍因上疏彈劾首輔王錫爵等人，被貶謫為廣東揭陽典史。來年二月，他以事假歸家，不久遭遇親人病故，于是不再出仕，數年后與好友顧憲成復建東林書院，并講學其中。“水居”就是高攀龍辭官歸隱家鄉后，在蠡湖畔建造的讀書之所。當時，高攀龍將其題名為“可樓”，關于此名出處，明東林“八君子”之一葉茂才在《高攀龍先生行狀》中說：“迨四喪畢，遂筑室湖濱，為終老計。名其樓曰‘可樓’，言無所不可也。”

天啟六年（公元1626年），崔呈秀假借浙江稅監李實之名上奏誣告高攀龍等人貪污，顛倒黑白的魏忠賢借機搜捕東林黨人。不堪屈辱的高攀龍投水自盡，其讀書處亦隨之被毀，此后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修繕，直到清朝光緒年間，在當地人許靜山、裘保良的倡議下才得以修復。之后，他倆致信好友、時任清政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薛福成，請他著文以記，勒之金石，傳諸后世。

薛福成在收到家鄉故舊的函請后，欣然援筆而就，寫下《修復高子水居記》。他在記中說，古往今來的鴻達魁碩，是要在曠遠幾千里、前后上百年才得一見的。哲人既然出現，也自然流逝，這樣他的流風也就逐漸式微了。后來，一兩個有志重光先哲遺緒的賢達只能溯其舊跡來追思先哲言行了。我的家鄉好友告訴我，昔時高子（攀龍）建水居于五里湖畔，以水為城垣，豁然通四方，高攀龍說其居住的四面環水的小洲有二十多步寬，其外有堤壩，堤壩外又為湖山。看到這里，此地的形與勢自是清楚明白的了。高攀龍先生生前的學問是直達孔孟之境的，孔孟的學問本是主張敬畏而開始于安靜其心的。孔子和顏回居處何地都能不受環境影響，保持他們的快樂心境，這沒有“靜”是不能尋得的。而一個人的喜怒哀樂不直接表現出來的氣象，也是沒有“靜”不能涵養出來的。水動是其體動，在水動的過程中也有“靜”的機緣存于其間。高攀龍先生晚年學問閎邃，“諸所闡述，亦皆完粹無疵”，故能集東林學派之大成，他的學說接通理學大家羅欽順、薛敬軒，并上接周（敦頤）程（顥、頤）張（載）朱（熹）之緒論。所有這些，都是源于高攀龍先生把他心境的根基培植于靜與敬之中。

接著，薛福成在文中把許靜山、裘保良等人修復水居前后之事進行了描述，又說他自己一直在海外公干，擔負著朝廷煩冗的使臣工作，始終沒有得到更換。此時回想故鄉無錫湖山之勝、友朋之樂，恍若猶如在天上。他說，自己不久后即將回到故鄉，倘若能和二三個朋友泛舟五里湖上，登“可樓”倚檻看水，迎山而笑，“吟風弄月，俯仰煙霞”，自然而然會忘卻公務奔波的疲勞；或是在此“諷覽遺書，譏謫奸諛，憑吊興亡”，通過對仁賢精微學說的學習領悟，浸潤身心，這才是人生最快樂的事呀。現下自己身處萬里之外，因此更加悠然神往。

以高攀龍、顧憲成為代表的東林學派讀書人“重氣節，尚名檢，分黑白，明是非，肯做忤時抗俗事。不畏禍，不怕損名，不肯混同一色，不愿為鄉愿”，結果雖然被閹宦之徒群相彈射，但東林黨人滿腔熱血盡撒于知行合一的儒生本色。顧憲成岳岳之概，高攀龍從容就義，黃尊素慷慨赴難，吳鐘巒舉火而卒，華允成、陳龍正絕粒而死，真可謂真鋼百煉，舍生取義。薛福成著文以記東林學派領袖高攀龍進學之所，詳述其生前行誼，實可說是“誅奸諛于既死，發潛德之幽光”。（陳永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