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亞作品背后的女編輯們浮出歷史地表

1869年，一位匿名評論家在評論查爾斯和瑪麗-考登·克拉克（Mary Cowden Clarke）夫婦編輯的莎士比亞劇作插圖版時，認為“編輯對原作不計其數的改動致使作品殘缺、腐敗”，并將這些問題都歸咎于瑪麗，希望“女編輯瑪麗不要這樣篡改偉大詩人的語言”。150多年后，一本新書將重新呈現莎士比亞作品背后那些女編輯們的故事。該書旨在顛覆由男性主導的莎士比亞著作史。

獨立學者莫莉·雅恩在撰寫《莎士比亞的“女編輯們”》（暫譯，Shakespeare’s ‘Lady Editors’）時，參考了各個大學和圖書館的檔案以及政府機構的記錄。該書已于12月9日由劍橋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她在書中研究了女編輯們的信件、日記、合同、賬簿和遺囑，試圖呈現她們的生命歷程與學術貢獻。
 

《莎士比亞的“女編輯們”》英文版書封。
 

“我低估了我能找到的數量——我預估大約有20個，至多30或35個就不錯了，然而，很明顯，我得到的遠遠超出我的想象。”雅恩本人也是皇家莎士比亞公司新版《莎士比亞全集》的副編輯，“我在書中收錄了69位女性編輯，但實際數量應該會更高。有幾個人因為技術性原因被我遺漏掉了，我確信一定還有更多的人未被發現。在這個領域，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她補充說道。

雅恩特別提到克拉拉-朗沃斯·德·尚布倫（Clara Longworth de Chambrun）的工作。后者生于美國的一個政治家族，與拉法耶特侯爵的后裔阿爾杜貝爾·德·尚布倫（Aldebert de Chambrun）結婚，被稱為尚布倫伯爵夫人。

“她在48歲時獲得索邦大學的博士學位，是巴黎的美國圖書館創始人之一。在納粹占領期間，這家圖書館堅持對外開放。當納粹法規禁止猶太人進入圖書館時，伯爵夫人和工作人員親手將書籍送到了猶太訂戶手中。”雅恩說道。據悉，尚布倫編輯了1913年版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

同時，雅恩認為勞拉-朱利·瓦倫丁（Laura Jewry Valentine）是1868年Chandos Classics版莎士比亞作品的編輯。她說道：“我喜歡勞拉-朱利·瓦倫丁的故事。她是一個海軍中尉的女兒，后來前往印度，成為一名家庭教師。再后來，她成為小說家，又成為莎士比亞作品的編輯。”這位學者繼續說道：“我非常投入地研究了每一位女性編輯的人生，即使是那些生活不那么跌宕起伏的女性——她們中的許多人是工作了幾十年的教師，影響了無數學生，我為能夠記錄她們的工作感到榮幸和自豪。”

在雅恩看來，雖然此前的一些學者已經確定了莎士比亞作品的部分女編輯名單，但主要的學術工作是圍繞單個編輯展開的，例如考登·克拉克。她是莎士比亞作品的第一位女編輯，編輯出版了1860年版莎士比亞劇作。

考登·克拉克夫婦——也許是預見到了批評——在1860年版序言中寫道：“當男編輯們用男性判斷力來決定哪些表達方式最適合從莎士比亞的修正版中刪除時，女編輯們則用女性的辨別力來輔助修改莎士比亞劇作中的一些段落……也許，莎士比亞與其說是男人（man），不如說是人（human）——他自己身上包含了女人和男人天性中最好的部分。”

雅恩認為她以前的老師安·湯普森（Ann Thompson）是她在這個課題上的引路人。安·湯普森是Arden版莎士比亞系列的總編輯之一，也是倫敦國王學院的教授。“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安是指出莎士比亞作品編輯中的性別差距和闡明女權主義編輯原則的重要聲音。”雅恩繼續說道：“過去幾十年里，越來越多女性參與到莎士比亞作品的編輯工作中，這要感謝安和她的盟友們所做的大量努力。”

但雅恩認為，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仍然需要提高編輯在種族、國籍、宗教、殘疾、性別認同、教育背景、機構歸屬等方面的多樣性。編輯不是一項中立的工作……正如我在后記中所說，現在我們需要思考如何進行廣泛、持久的變革，而不僅僅是關注一個系列中男性與女性編輯的比例。”

雅恩還指出，莎士比亞本人不太可能對女性編輯的存在感到困擾：“在某種程度上，我認為他不會介意——不是說莎士比亞是特別的女性主義者，但我個人在閱讀《無事生非》（Much Ado About Nothing）這樣的劇作時，覺得他肯定欣賞一個聰明的女人。在現代早期，一部戲劇的完成需要各方協力，每一個環節都有不同的合作方，我不相信他會因為編輯的性別身份而感到不快。”

“與此同時，我有點不在乎他是怎么想的。我有戲劇背景，多年來，我看到人們在改編中做了很多莎士比亞可能不喜歡（或不理解）的事情，但我認為這些事情很出色。我們都在創造我們自己版本的莎士比亞。”雅恩提及莎士比亞作品改編問題時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