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光慈與郁達夫的友情

蔣光慈和郁達夫都是我國文學史上重要的人物，兩人在朝夕相處中日漸產生了深厚的友情。當時的文學界中很多文人對于兩人的交往耳熟能詳，他們之間共同的好友更是如此。同時在很多書籍里的一部分文字中也或多或少地記載著他們兩人之間點點滴滴的交往。并且兩人在某些方面也有一定的相似性，他們不但有著共同的文學追求，共同的看書愛好，而且還是革命戰友，兩人同為民族的存亡而努力著書，用筆桿子在和敵人進行戰斗。

郁達夫和蔣光慈的相識即是一種緣分。兩人從陌生到熟悉，長期交往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兩人都喜愛廣交朋友，因而和很多有識之士友好往來，互幫互助更是頻繁。久而久之他們之間也有了一些共同的好朋友，如魯迅先生、郭沫若先生等人。當初郭沫若先生和蔣光慈的一次相會，還是在郁達夫的陪同下一起去的。據郭沫若后來回憶時說道，“光慈留給他的印象是‘文如其人’，直率、平坦、不假虛飾”，而郁達夫是“良心作家，倔強戰士”。從共同好友的眼中可見，蔣光慈和郁達夫兩人的人際關系是非常和諧的。都善于廣交朋友的兩人之中，郁達夫以“‘勒漢特’自許”算是最為愛好廣交朋友之人。關于初次結識蔣光慈時的記憶，在他為好友寫的《光慈的晚年》中提到了他與蔣光慈第一次在上海見面的印象，那時正是1925年的春天，“他剛從俄國回來，穿得一身很好的洋服，說得一口抑揚很清晰的普通話，身材高大，相貌也并不惡，戴在那里的一副細邊近視眼鏡，卻使他那一種紳士的態度，發揮得更有神氣。當時我們所談的，都是些關于蘇俄作家的作品，以及蘇俄的文化設施等事情。”這一處的外貌描寫便是郁達夫回憶和好友初次相見的情況。從這段文字里我們不難看出，郁達夫對蔣光慈的初次印象不錯，兩人交談甚歡，在一起談論各種事情，可想而知他們之后的相處也很融洽。

隨著交往的不斷深入，談論的話題也隨之而變得多種多樣，談天變成了他倆之間家常便飯之事。后來蔣光慈不幸患上肺結核病而英年早逝，作為其摯友的郁達夫聽到這個消息后，無疑受到很大的打擊，他為好友的離世而悲痛萬分，用文字承載著對摯友蔣光慈的懷念和惋惜之情，執筆寫下了《光慈的晚年》這篇文章。兩人的摯友關系也在《郁達夫傳》這本書中提及了，書中記載了郁達夫的兩位朋友，一位與他中學的同學徐志摩，而另一位是與他共患難的朋友，便是蔣光慈了。曾經蔣光慈與郁達夫兩人在為無產階級革命作斗爭時，在那被白色恐怖籠罩著的中國，共產黨員這一身份一旦暴露的話是隨時面臨著生命危險的。但兩人共患難，相互扶持去抵擋惡勢力的搜索和迫害。因此郁達夫的傳記中則用“患難與共”詮釋了兩人之間的友誼。

當得知蔣光慈染上了不治之癥時，路過杭州的郁達夫便快馬加鞭地趕去廣化寺找他，可惜并沒有找到好友蔣光慈。急切的步伐已將郁達夫的心境展露無遺，他既失落又很擔心，這件事也被寫進了《光慈的晚年》中。摯友之間的情誼可以是行動，可以以別樣的方式呈現出來，文字是經久不衰的，是保留記憶最好的方式。在郁達夫的日記《二月二十三日》這篇中記載著在白色恐怖彌漫的年代里,兩人曾一起上街去打聽消息的情況。在陳建新等人所編的一本書中說到，“他同左翼作家蔣光慈（光赤）有密切的友誼關系，曾經在蘇聯度過三個年頭的蔣光慈，經常同他談關于蘇聯的情況，談無產階級革命。”

作家最吸引眾多讀者的原因更多的便是他創作出來的作品。蔣光慈創作上的特點和郁達夫的“自白模式”，往往帶有“自敘傳”的色彩。郁達夫在寫作上時常給予蔣光慈很多鼓勵和支持，像一位老師那樣激勵著蔣光慈不斷地創作著。在方忠所作的《郁達夫傳》中說道，蔣光慈從國外留學回來后進行著文學創作，他的《新夢》和《少年漂泊者》這兩部作品出版后因為沒有收獲太大的影響力，而倍感失望。當時郁達夫知道了這件事便經常和他談心并鼓勵他，希望他能夠創作出有影響力的作品來。事實果然如此，蔣光慈沒有辜負好友的期望，在好友郁達夫主編的刊物上發表了作品《鴨綠江上》。郁達夫親自為蔣光慈的文章寫些評論并且把它發表出來，這在郁達夫寫的日記中真切的記載著。

郁達夫曾經為魯迅、郭沫若、徐志摩等人寫過傳記，當然其摯友蔣光慈也是他寫作傳記的對象之一。寫作《光慈的晚年》目的是紀念這位與自己患難與共的朋友。也是通過自己的筆來記錄下這段美好而又真摯的友情。

       □ 褚貝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