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是文城嗎？”衣衫襤褸的北方男人林福祥抱著襁褓中的女兒，問道。
當地人疑惑地搖了搖頭：這里是溪鎮。
林福祥在這里定居，靠著木匠手藝站穩腳跟。十幾年過去，他成為當地富戶。大雪、富庶、悲傷、惡俗、紅白喜事，一個接一個地到來，幾經周折和失望，他死在了南方的兵匪之亂中。與生命之光一同熄滅的，是心中的“文城”之夢。
今年61歲的余華，在最新長篇小說《文城》里，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有人說，《文城》遠不及他的巔峰之作《活著》；有人說，寫得中規中矩，此書可有可無；也有人說，小說里的人物不夠鮮明，反倒是一些無用的角色更加鮮亮。
《文城》
“文城”是余華的嘆息。林福祥的找尋，就是余華對心中“故鄉”的找尋。其中，有一位老作家的耕耘勞作、重頭再來。
1960年，余華出生。父母都是醫生，他從小住在太平間邊上，聆聽各種哭聲。1977年，高考落榜后，17歲的余華在家鄉當起了牙醫。拔了1萬顆牙后，23歲的他決定棄醫從文。看了兩頁《人民文學》，他覺得接通了文學的脈門，開始寫作，也開啟了他的“80年代”。
余華 上世紀80年代的空氣揮灑著浪漫主義的味道，尼采和薩特是大學生的談資，人們談起文學不分晝夜。1989年，余華尚沉浸在作為先鋒派“當初的自信和叛逆的歡樂”中；到了1992年，當《河邊的錯誤》里的幺四婆婆在荒誕中死去，他才意識到，暖洋洋的空氣已被90年代的風潮取代。商品經濟大潮襲來，詩人們飛散，現實主義的小說家降臨了。
余華從南方遷居北京，在北方的冷風中，找到了新的寫作支撐點。1993年，他出版小說《活著》。一年后，《活著》被張藝謀拍成電影，成就了戛納影帝葛優。1998年，《許三觀賣血記》又成為暢銷書。《三聯生活周刊》前主編朱偉說：通過80年代，一個很小的“我”變得越來越大，而余華則是通過90年代變大的。
余華乘著北風飛了起來。正扶搖直上時，風停了，2008年的《兄弟》和2013年的《第七天》讓他備受爭議。但就像林福祥一樣，他對“文城”的找尋從未停止。
今年的《文城》，讓他些許爬回了山頭。朱偉曾說，余華寫欲望寫得最好。在《文城》里，余華再一次透過欲望來探索靈魂。“文城”就是他的故鄉，是那直擊靈魂、撫慰心靈的“溫柔鄉”。
可在時代的洪流下，個人的力量太小了，就像《文城》里的林福祥，一生向南方追索，卻敗在萬畝蕩土匪的斧頭下，死后葬回北方，一切夢回原點。
2021年3月，余華現身某培訓機構的家長輔導大會。臺上的他一身西裝，彎腰念稿，很不自在。有人說他自己都高考落榜，如何教人高考？有人說高考作文和文學創作是兩碼事，余華來站臺，不合適。
不少人痛心疾首，感嘆“文學已死”。這四個字，被念叨了幾十年，可文學依然如福貴一家一樣“活著”，不再星光璀璨，卻有野火點點。這其中，有新銳后浪的添火燃柴，也有如余華一樣的老作家，用文火燉著老湯——盡管湯底已顯寡淡。（劉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