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30日是任弼時同志誕辰120周年紀念日。

任弼時是20世紀的“00后”。

那一代的“00后”面對的是什么？是“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華“老大帝國”被西方的堅船利炮轟開國門，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

那一代“00后”選擇的是什么？那個年紀輕輕就干大事的時代，需要熱血的時候、需要犧牲的時候、需要探路的時候，中國的有志青年奮勇而出。

任弼時就是其中之一。他思想新潮而有鋒芒，前路未知時也會深感迷茫。后來他找到信仰，從此堅定、溫和且有力量。

這是青年的炙熱，更是革命者的氣概。我們講述青年任弼時的故事，也是在講述那個覺醒與激蕩的年代。

新潮學子

如今的湖南第一師范學院第一附屬小學。少年任弼時在此求學。旁邊是湖南第一師范學院。（本刊記者 劉舒揚／攝）

1915年的一個夏日，繁華的省城長沙，人們正經受著高溫的炙烤。一名11歲的少年站在南門外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附屬小學（以下簡稱湖南一師附小）門口，眼神熱切。

一師附小隸屬于湖南第一師范學院（以下簡稱湖南一師），二者校舍風格統一，均仿日本青山師范學院（今日本東京學藝大學）建筑風格，有羅馬柱、百葉窗，被當地人稱為“西洋房子”。學校前頭就是寬闊奔涌的湘江，與岳麓山隔江而望。

此時正值新學期開學，11歲的任弼時前來報到。他個頭不高，有著寬闊的前額和濃眉大眼，肩上背著一個長長的竹篾書包。那時他還叫任培國，家中排行第二，小名二南。

從家鄉汨羅到省城長沙，任弼時要走八九十里旱路，過3次渡口。他5歲起便跟隨做教書先生的父親在外讀書，比同齡人早熟一些，走這段長路并不害怕。

任弼時的房間。任弼時故居位于湖南省汨羅市弼時鎮唐家橋新屋里。（本刊記者 劉舒揚／攝）

家鄉與長沙截然不同。他位于汨羅塾塘鄉（今弼時鎮）的家叫任氏新屋，是湖南鄉間常見的大家族宅院結構，始建于清乾隆年間，門對池塘，背依山丘，三進兩廂，共有大小房屋37間，供一大家子居住。今年4月，《環球人物》記者來到這里時，周邊滿目蔥郁，是典型的洞庭水鄉風貌。

而長沙喧鬧、洋氣。1904年長沙開埠，大量外國人涌入，工廠、企業、教堂、學校、醫院等拔地而起。距離湖南一師不遠的靈官渡，渡口附近已豎起高高的煙囪，江面上火輪穿梭，不遠處，列車從粵漢鐵路長（沙）株（洲）段呼嘯而過。

少年任弼時迫不及待地想要探索這個世界。他和同學相約岳麓山踏青，模仿《醉翁亭記》等名篇寫作文：“環省多山，其西北之山，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岳麓也……”

一個秋日的周末，他登上天心閣，俯瞰湘江，眼見“長株鐵路繞其側，舟車草木均可指數”，不禁發出“本省第一之最盛之地也”的慨嘆。那天，他還在城里看到一幅山水國畫，“淡墨數筆，寫側勢遠山半角，具有凌虛縹緲之態”，可惜“學生黨”囊中羞澀，“展玩久之”，只得怏怏而去。

也大概在這個時候，任弼時學會了鋼琴、小提琴、二胡等樂器，他也喜歡音樂、唱歌、攝影，十足一名新潮少年。“我爸鋼琴彈得特別好！”今年86歲的任遠芳回憶起父親任弼時一臉驕傲。她笑吟吟地告訴《環球人物》記者：“我可能也受他影響，家里有架電子琴，現在我每天彈40分鐘。”

任弼時入讀湖南一師附小后不久，湖南一師二年級學生毛澤東以“二十八畫生”的名義發布了征友啟事，應聲會友的有蔡和森、張昆弟等人。他們組織同學參與校政，開展活動，開湖南各校“學生治校”的先河。附小也響應成立了學藝會，陸續組織了多個課外活動小組。一年間，任弼時先后加入了談話（即演說辯論）、美術、競球、競技、拳術幾個部的課余活動。

“就讀湖南一師附小是任弼時學生時代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任弼時紀念館副研究員唐晴雨告訴《環球人物》記者，1915年恰逢新文化運動開始，湖南一師氛圍活躍，學生思想先進，加之內憂外患的現實催化，如果說此前任弼時還只是萌發了“救國的自覺”，那么從湖南一師附小畢業前，他已更進一步——立志學習工業，開始思考救國的實現路徑了。

“五四”斗士

1918年從湖南一師附小畢業后，14歲的任弼時先考入長沙私立明德中學，一學期后轉入學費較低的湖南第一聯合縣立中學（長郡中學），插入第二十五班。在這里，他與日后的開國大將肖勁光成了最親密的朋友。

長郡中學的學生一律穿青布制服，打綁腿，衣領上有白色絲線繡的“長郡”二字。任弼時尤善國文，寫得一手好字，文章也作得漂亮。

那時，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各種思潮迅猛傳播，爭論此起彼伏。長郡中學提倡學術自由，開展了各種主義的討論。任弼時和肖勁光也加入了這些討論。

學校里有位畢業于北京大學的英文教員，每次上課前都要先發表一些對現狀的看法。有一次他說：“今天我來上課，在街上看到這樣一件事——有的人坐轎子，有的人抬轎子。為什么會這樣？這不公平！”在任弼時、肖勁光等出身貧寒的學生中，這樣的思想尤其能引起共鳴。

學校里也有守舊派教員。一次，教員布置的作文命題為“不念舊惡”，這句話最早出自《論語》，傳統解釋是提倡無原則的恕道。任弼時卻認為，所謂善惡，必先分是非。思想保守的教員評價為“言之有物，惜未處處合拍”。

當時軍閥混戰，物價飛漲，湖南當局推卸責任，責怪商人欺詐盤剝。任弼時卻在作文中敏銳地指出，物價飛漲的真正原因是軍閥戰爭。此時的他，已經有了參與社會問題的強烈意識。

任弼時進入長郡中學不到半年，五四運動就爆發了。1919年5月中旬，北京學生聯合會派大學生鄧中夏為代表，來到長沙和湖南學生界商討聯合斗爭。任弼時與來自湖南一師的毛澤東、蔡和森，周南女中的蔡暢，以及楚怡學校的何叔衡等，于5月27日出席代表會，宣布成立湖南學生聯合會。

任弼時還參加了長郡中學的“救國十人團”，提著籃子走到街上售賣國貨，有時還表演宣傳反帝斗爭的文明戲。寫傳單、編劇本、畫漫畫，他樣樣都干。

唐晴雨認為：“五四運動很關鍵，它使任弼時從學校走向社會，從針砭時弊到投身實際斗爭。”曾在長沙一所農業學校讀書的王首道回憶，當年讀書時就聽過任弼時的名字，“他在毛澤東同志的影響下，很早就參加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動，在湖南的青年中是負有盛名的”。

“洋派”留學生

時間過得飛快。1920年夏天，任弼時面臨一個現實問題——還有幾個月就要畢業了，自己的出路在哪里？

父親教書薪水微薄，母親操持家中田地，收入也不樂觀，依靠家中資助繼續升學顯然不可能，只能盡快謀個職業自立。好友肖勁光的境遇也差不多。兩人商量好這個暑假不回家，白天結伴而行，夜晚共宿一舍，反復討論著自己的出路。

任弼時在繪畫上頗有天分，畫得甚至比有些畫像館還要好。可他們不甘心只是拿這些技藝“混碗飯吃”。“青年人總是有理想的，我們不愿在內憂外患的國度里，做任人宰割的牛馬，做一個僅僅為了謀生而活著的人，而想尋找我們理想中的最好的出路。”肖勁光后來回憶道。

直到有一天，任弼時從街上回來，高興地找到肖勁光：“有辦法了，有辦法了！我們到俄國去！”——一位同鄉告訴他，長沙組織了一個俄羅斯研究會，準備送一批學生去蘇俄勤工儉學。

十月革命后成立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簡稱蘇俄）是當時許多進步青年向往的地方。那天中午，天氣很熱，任弼時和肖勁光躺在宿舍的床上，輾轉反側，興奮得睡不著。去不去？還有幾個月就要畢業了，文憑還要不要？商量來商量去，兩人都橫下一條心，去！文憑不要了！他們立即填了表，加入俄羅斯研究會，不久便入選第一批留俄預備生名單。

1920年秋，任弼時、肖勁光等一行6人抵達上海。他們來到法租界的霞飛路漁陽里6號（今淮海中路567弄6號），這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辦的外國語學社。青年們要在這里先學習俄文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知識，為去蘇俄做準備。

一起學習的有二三十人，劉少奇、羅亦農、卜士奇等都在其中。任弼時周圍形成了一個新青年朋友圈。大家上午學俄文，下午除學習外，或幫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刊物做抄寫、校對工作，或到工廠聯絡，上街散發傳單。遇有紀念日，就參加游行——走在前邊舉旗桿的，經常是這群青年們。在這期間，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任弼時、劉少奇、肖勁光、羅亦農等20多名學員被吸收為第一批團員。這是任弼時走上革命之路的開始。

1921年5月4日，任弼時啟程遠赴蘇俄前，收到了一封父親自長沙發來的信。父親語重心長地勸兒子在上海找份踏實工作。理想與現實的拉扯令他備感痛苦，“捧讀之余，淚隨之下”。他在回信中寫道：“自后兒當努力前圖，必使雙親稍得休閑度日，方足遂我一生之愿。但兒……前路亦茫茫多乖變，恐難成望。只以人生原出謀幸福，冒險奮勇男兒事，況現今社會存亡生死亦全賴我輩青年將來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樂，此亦我輩青年人的希望和責任，達此便算成功。”

任弼時在莫斯科時的留影。（任遠芳供圖）

他毅然違背父愿，踏上行程。1921年7月9日，任弼時抵達莫斯科，幾天后入讀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以下簡稱東方大學）。為避免將來回國做革命工作時暴露身份，每名中國學生都取了俄文名字。任弼時叫布林斯基，也是在此時，他將原名“任培國”改為“任弼時”，意為審時度勢、輔佐國家。

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需要從東方大學挑選一些俄語較好的同學去參加大會工作。任弼時被選中，這是他第一次作為正式代表出席國際會議。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次年12月，任弼時轉為中共黨員，在中共旅莫支部過上了規范有序的組織生活。他還列席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參加青年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1922年12月30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簡稱蘇聯）成立。肖勁光回憶，任弼時有時還去莫斯科郊外搞點調查研究，結識一些蘇聯朋友，“使他大大加深了對蘇聯革命的了解”。

任弼時思想活躍，興趣廣泛，經常參加辯論，又會畫畫、演戲，情緒非常高昂。“外公是個‘洋派’的人，很有生活情趣。在俄羅斯他穿著大衣，很英俊。他在哪都能與時俱進、取長補短，把當地先進的東西吸收過來。”任弼時外孫女、任遠芳女兒武曉明告訴《環球人物》記者。

“東方大學的學習生活，不僅使任弼時系統地接受了馬列主義教育，具備了理論基礎，更重要的是，使他開闊了政治視野，能夠把中國革命和世界各國的革命斗爭聯系在一起、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運動和國際工人運動聯系在一起進行觀察和思考。”唐晴雨認為：“也就是說，他具備了參加革命的條件。”

1924年7月下旬，20歲的任弼時結束了東方大學的學習生活，即將回到上海。臨行前夕，他拜謁了列寧墓。在紅場上，他的堂兄、同為留學生的任作民問道：“你已經決定把一生奉獻給革命事業了嗎？”“決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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