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拉比的貢獻不是象征性的

而是讓巴米揚有了更多識字、

在家庭生活中具有話語權、

有機會免受家暴的女人”

媽媽遞給薩拉比一碗酸奶，讓她送給隔壁鄰居家的女主人。薩拉比走過去，看到那個美麗的女人坐在陽臺上，一邊哭一邊拿剪刀剪自己的頭發。薩拉比問她為什么這樣做。女人說，頭發是自己一生的禍根，丈夫剛才揪著頭發把她綁在陽臺的柱子上打。

不到10歲的哈比巴·薩拉比，未能解救那個女人。但半個世紀后，她承載著阿富汗女性最大的希望。作為阿富汗歷史上的第一位女性省長，以及2021年阿富汗內部和平談判期間唯一的常任女性代表，薩拉比幾乎是唯一一位和塔利班高層認真討論過女性權利話題的阿富汗女人。

哈比巴·薩拉比（右二）。圖/受訪者提供

2021年8月15日，塔利班進入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建立新的全國性政權。此后三年，薩拉比一直參與國際社會推動塔利班政府保護女性權利、實現包容性治理的多哈談判進程。最新一輪多哈磋商于今年7月舉行。

2024年初，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外交部副部長斯坦尼克扎伊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專訪時坦言：“（女性權利問題）拖延得越久，我們的損失就越大。沒有女性，任何國家、任何民族都無法進步。”

阿富汗女性的困境有長期歷史淵源。薩拉比目睹女鄰居遭遇家暴，是在半個世紀前的阿富汗沙阿王朝末期，雖然今天的歷史學家將之稱為阿富汗“最后的穩定時期”，但拋開這一濾鏡，當時女性遭受的歧視和暴力遠比今天更甚。而2002年到2021年的20年間，阿富汗“共和政府”亦未能推動女性賦權，反而讓塔利班及其意識形態得到了更廣泛的支持。

每個時期，阿富汗女性面臨的核心困難有所不同，但抗爭、博弈與妥協是一條不變的主線。“女性是天生的女權主義者，但女權主義的理論和形式各不相同。我總是盡量適度行事，努力不成為一名過于激烈的女權主義者，以務實的方式推動阿富汗女性的安全和利益。”薩拉比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專訪時說。

坐在地毯上的“秘密老師”

黑色的罩袍掩蓋著書本，女孩們分頭迅速通過塔利班士兵的檢查站，在一間不起眼的民房里聚集。她們緊張而興奮，做著認真的預習。這可能是英語、數學或科學課，也可能是一次遠程教學。

如果不和秘密教育的行動者接觸，外界很難想象這些項目的系統性和嚴肅性。“我們正在實施高標準的教育計劃，并和卡塔爾等國政府討論為這些秘密項目頒發證書文憑的可能性。”67歲的薩拉比說。

自2022年12月塔利班發布女性受教育的禁令以來，秘密學校就在阿富汗全國建立起來。如今，薩拉比在思考如何協調這些學校，招募更多生物、化學等理科科目的教師，并進行教學質量評估。

薩拉比沒有披露秘密教育的覆蓋人群規模。不過，另一位從事該工作的活動人士卡瓦爾推斷，能接觸到這些項目的阿富汗適齡女性約占總數的5%。這意味著，形形色色的秘密學校可能已經觸達上萬個阿富汗家庭。

看似不可思議的任務，對薩拉比、卡瓦爾等人來說，已是熟能生巧。28年前，秘密學校是她們參與阿富汗政治的起點。薩拉比原本是喀布爾的一名血液病醫生，同時在醫學院任教。20世紀90年代，阿富汗內政陷入混亂，醫院常常發不出工資，在喀布爾來來往往的軍閥將女性視為動物，薩拉比因為不穿罩袍多次受到威脅。但她依然留在家里，直到塔利班控制喀布爾，12歲的女兒無法再到學校讀書。

薩拉比帶著三個孩子流亡到巴基斯坦白沙瓦。之后五年，她用罩袍藏著籌集到的資金，偷偷越過邊境，在阿富汗四處奔走，協調喀布爾、馬扎里沙里夫、楠格哈爾等地的近百處秘密學校，監督教學質量。丈夫提出給薩拉比準備一頭毛驢，她拒絕了：“其他阿富汗女人都是徒步翻山越嶺。”

拒絕的真實原因或許與經費有關。她需要在各地尋找教學經驗豐富的女教師，為她們提供工資、筆、紙、黑板，還有地毯，“因為坐在地上就不用買椅子了”。老師以家為校。為了避免引起塔利班的注意，每位女學生都需要秘密、單獨地上課。

20多年過去，秘密教育面臨的困難依然相似。過去一年，薩拉比經手的兩個項目因經費不足而中斷。由于電力和網絡不容易獲取，進行線上課程的女生們被迫聚在一起上課，增加了暴露的風險。

每一天，薩拉比都擔心有教師或學生被塔利班士兵發現。她還記得那五年的艱難時光，曾有一個秘密教學點暴露，導致老師和她的丈夫被監禁。好在，在社區長老的調解下，老師最終被釋放。但現在，坊間傳言多認為，師生一旦被發現，后果會嚴重得多。

“尊重是一回事，支持是另一回事”

塔利班第一次執政結束后，薩拉比因領導秘密教育的經歷而出名。她擔任了“共和政府”的婦女事務部長，2005年卸任。總統卡爾扎伊對她很滿意，承諾她可以去“任何想要的職位”。他建議薩拉比出任大使，但薩拉比不想被“流放”。

“我想當省長。”她說。

當時，有三名女性官員都在尋求成為阿富汗的第一位女省長。一件意外事件讓薩拉比成為唯一的候選人。2003年，美籍阿富汗女青年維達·薩瑪扎伊成為1974年以來第一位參加選美比賽的阿富汗女性。遠在美國參賽的她，因穿著比基尼登場，在祖國引發了軒然大波。接受外媒采訪時，薩拉比選取了一個折中的立場。她說，維達有權參加選美，但她“不能代表阿富汗社會”。

卡爾扎伊對這番發言“非常贊賞”。不少對女性權利問題興趣寥寥的地方領導人，也來到薩拉比的辦公室，稱她為“貞潔而光榮的女性”。2005年，薩拉比得到內閣一致支持，開啟了八年的巴米揚省省長生涯。這里是巴米揚大佛所在地，也是一個貧窮的省份。卡爾扎伊覺得，薩拉比可以利用自身與國際社會的良好關系，造福巴米揚人民。

對薩拉比的言行，阿富汗女性活動人士內部不乏爭議。但沒有人否認，薩拉比的辦法在這片土地上總是行之有效。一個最好的例子是，在巴米揚，她提出將聯合國糧食計劃署的糧食援助和女性教育問題掛鉤。一個家庭去上學的女學生越多，獲得的糧食獎勵就越多。

“貧困永遠是女性權利的主要障礙。”薩拉比解釋道，許多家庭不允許女兒上學，是為了讓她們幫家里干農活和做家務。2005年她到任時，巴米揚省中小學學生中的女性比例是34%，到2014年，數字上升到43%，在全阿富汗最高，甚至超過了首都喀布爾的40%。

卸任省長十年后，薩拉比更愿意回憶這些具體工作，而非她作為第一位女省長的象征意義和榮譽。有阿富汗媒體人評論道，薩拉比對于阿富汗的價值正在于此：在喀布爾街頭美容院、時裝廣告或國會中出現的女性身影，并不能讓偏遠山區農戶的女兒認為自己也是一個“平等的人”。

“薩拉比的貢獻不是象征性的，而是讓巴米揚有了更多識字、在家庭生活中具有話語權、有機會免受家暴的女人。”前述媒體人說。

但更多的是遺憾和不甘。薩拉比最宏大的“和平母親”計劃，最終連第一步也未能走出。“我的想法是，如果一位母親能阻止自己的孩子參與武裝沖突，告訴他們要接受教育，母親就在和平進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薩拉比解釋道。在阿富汗，很多母親認為，孩子拿起槍、殺了人，就是“勇敢的行為”。她希望通過一系列深入農村的宣講和資源網絡建設，改變這種狀況。但薩拉比沒有得到總統辦公室和政府高層的支持。面對追問，薩拉比不愿談論具體矛盾，只是說：“尊重（我）是一回事，支持是另一回事。”

一些阿富汗女性官員發現，她們某種程度上被“共和政府”領導人視為和國際社會“交易”的工具，而非推動女性賦權的幫手。女性活動家卡瓦爾曾作為婦女事務部長的候選人，“共和政府”的末代總統加尼在面試她時，始終用英語與之交談。“我很納悶，阿富汗的官方語言是波斯語和普什圖語，為什么要用英語交談？內閣有幾位部長懂英語？”

一旦通過所謂的“社會進步成績”獲得國際援助后，這些男性高級官員就會迅速變換臉色。一次，卡瓦爾參加世界衛生組織和阿富汗衛生部共同召開的公共衛生規劃會議。世衛組織提出多個緊急優先事項，包括預防腹瀉、女性營養不良和貧血。“但我們的部長說‘世衛組織想欺騙我們！我們為什么要關注貧血！’，他們轉而提供了一份需要購買車輛、建造大樓、支付工資的長長清單。”

作為現實主義者，薩拉比深諳游戲規則。她指出，從納吉布拉（蘇占時期的阿富汗總統）時代開始，阿富汗一直在打代理人戰爭，國家崩潰是強加于阿富汗的種種政治游戲的結果。那些進入阿富汗的聲稱支持“民主和人權”的國家，本質上也都無視阿富汗的社會問題。“沒人真正關注阿富汗女性，他們只知道‘阿富汗’意味著‘罩袍’。”薩拉比說。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數據顯示，在2021年塔利班再次掌權前，阿富汗已有370萬失學兒童，其中女童占60％。多位受訪者指出，是少數阿富汗女性掙扎著利用國際社會對阿富汗現代化的有限支持，才讓阿富汗的女性權利在20年腐敗、混亂的“共和時代”得到了緩慢的恢復和進步。

成為阿富汗第一位女省長后，薩拉比終于完成了10歲時無力做到的那件事：解救女鄰居。她成立反家暴問題特別委員會，通過了反家暴條例，還在警察局里建立了處理性別暴力事務的特別部門，在學校里組織法律知識競賽。一位獲勝女生用獎金買了一輛摩托車——這是巴米揚地區女性擁有的第一輛。

“兩種不同的塔利班”

2021年8月15日，薩拉比在多哈的酒店大堂遇到了塔利班多哈政治辦公室副主任斯坦尼克扎伊。兩人都知道，談判徹底結束了：數小時前，塔利班軍隊進入喀布爾，“共和政府”的末代總統加尼拋棄下屬，帶著少數親信提前逃亡。

“我們（新政府）會非常尊重女性。”斯坦尼克扎伊對薩拉比說。“我不相信。”薩拉比當即反問他，真的相信自己所說的嗎。斯坦尼克肯定地回答，他相信。

2024年初，已經成為塔利班政府副外長的斯坦尼克扎伊，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專訪時再次闡述了自己的女性觀。他說，女性權利被剝奪，就是社會上超過一半的人的權利被剝奪；伊斯蘭教和阿富汗傳統文化都認為，受教育是女性的天然權利和責任。“當然，我們的教法也有一些關于女性的規則。”

斯坦尼克扎伊是塔利班政治領導人巴拉達爾的親信，英文流利，在塔利班第一次執政期間負責對美談判，還曾前往華盛頓。每位塔利班領導人身邊都有這樣的“國際化”助手，他們中的一些人長居卡塔爾，還將自己的女兒送進了當地學校讀書。

2020年2月，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塔利班達成美軍從阿富汗逐步撤軍的協議。此后，阿富汗內部進行了持續一年多的磋商，試圖和平過渡到塔利班參與新政府。隨著美軍不再參與戰斗，深知自身能力的“共和政府”官員及軍閥試圖為自己謀得出路，巴拉達爾和他的助手們則努力讓所有人相信：塔利班這次執政，會和20年前不同。

但談判桌上的人逐漸發現，斯坦尼克扎伊只是個例。關起門來，大多數塔利班代表根本不理睬薩拉比，他們在女性代表說話時自顧自地大聲聊天。薩拉比唯一能做的抗爭，是和同事爭取在每一次大小會晤中至少安排一位女性出席，以“讓對方不自在”。

阿富汗政客賽義德·哈迪曾經領導反蘇游擊戰爭，和塔利班軍事領導者哈卡尼家族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憑借這重關系，哈迪在共和時期解救過數十名被塔利班綁架的女孩。在他看來，阿富汗“有兩種不同的塔利班”。一方面，過去20年，為了持續招攬宗教極端分子，塔利班強烈批評“共和政府”允許男女生同班上課等政策；另一方面，由于“共和政府”不得人心，越來越多不同立場的阿富汗人加入塔利班。“塔利班領導層希望同時留住這兩類人。”

然而，塔利班本質上是軍事組織，身處一線的強硬派指揮官一開始就掌握了主動。多位受訪對象透露，塔利班間諜在部隊進城前已經確認了女性“目標”。從女議員、女官員到女律師，各種拋頭露面的女性的親友，許多都接到過塔利班的盤問電話，目的是核實目標的身份和住處。

2021年8月15日后，喀布爾的女性官員住宅頻繁遭到搜查，她們獨自開車出門時會被塔利班士兵攔下：“打電話給你的男性親屬，讓他們開車載你，你才能出門。”在此情況下，雖然新政府一再挽留，但不到一個月，從政府部門的女司長到城里的各類女性職員，大多離開了崗位。

喀布爾的精英階層之外，大多數阿富汗女性起初沒有受到這么直接的沖擊。建筑學碩士生哈西娜所在的大學停課了數周，然后重新開放。女生被要求“正確”佩戴頭巾，且只能由女教師授課。但建筑系沒有那么多女教師，所以她們依然由男教師上課，只是師生在課下不再能有交流。

“我們遵循他們的所有指示，我們只是想學習。”哈西娜回憶道。但情況每個月都在變得更糟。喀布爾街頭的女性廣告遭到涂抹，越來越多的城鎮和鄉村傳來女性被要求不能單獨出門和上學的消息。2022年5月，新政府“建議女性從頭至腳穿上罩袍”。2022年以來，越來越多符合激進意識形態的宗教宣講在各地展開，每一次都在強化地方長老和官員對性別問題的消極看法。

此外，隨著時間推移，國際社會始終未能給出承認塔利班的路線圖，一些國家甚至凍結阿富汗的國家資產。這讓追求“國際承認”的溫和派在塔利班內部的權力斗爭中進一步失勢。強硬派開始宣稱，國際承認不重要。到最后，國際承認問題甚至起到相反的作用。“每當國際社會拒絕塔利班的要求時，他們就通過進一步限制女性權利來反向施加壓力。”卡瓦爾說。

大多數與強硬派持不同意見的塔利班精英逐漸走向妥協和沉默。2022年11月，阿富汗的健身房、公共浴室和公園不再對女性開放。女性活動人士法赫米向一位塔利班警察局長抗議，這位局長同意為家里沒有水電供應的女性單獨開一家公共浴室，但一天之后，浴室再次關閉。“我給他打電話，他說自己也無能為力，他反對關閉浴室，但被勒令必須這么做。”法赫米回憶。

在這場持續一年多的內部博弈中，唯一的反復出現在2022年3月，政府宣布全國的女性都可以接受教育。但到2022年12月20日，塔利班政府發布命令，暫停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哈西娜和同學去學校核實消息，被荷槍實彈的塔利班士兵堵在門外。此后，關于暫停女性進入中小學、培訓學校及非政府組織學習、工作的政令陸續發出。

“沒有什么不可能”

2024年7月，薩拉比拒絕出席最新一輪多哈談判。

“我和聯合國副秘書長迪卡洛舉行了幾次會議。她向我們承諾，將確保阿富汗女性代表參與第三輪多哈會談。但最終，我們被邀請參會時才得知，談判期間只安排了一場女性權利問題的邊會，而非各國代表都會參加的主會。”薩拉比認為，這不符合阿富汗女性的利益，也有損聯合國的政治形象。

歐盟阿富汗問題特別代表尼克拉松諾夫解釋說，將薩拉比排除在正式會議之外，是為了“進一步接觸（塔利班）而付出的代價”。但薩拉比覺得，多哈應該是各方和塔利班一起尋找問題解決方案的平臺，而女性權利問題“是一個主要問題”。

2021年至2022年擔任巴基斯坦國家安全顧問的優素福，是多哈進程的重要參與者。他指出，多哈談判本質上是一場博弈，國際社會曾試圖用國際承認、資金援助等和塔利班“交易”女性權利，但沒有成功。“塔利班領導人的思考方式和你我非常不同。我們必須了解對他們來說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方案）能改變他們的想法。”

前述阿富汗宗教學者理事會成員建議，可以適當拆分女性權利的不同維度，先從優先事項談起。例如，塔利班是否同意建立一個技術委員會，來負責修訂教育結構和教學方法，規范女性入學事宜？“如果同意，可以讓更多宗教界、教育界人士加入委員會，使其具備一定包容性。”

留學德國的阿富汗建筑設計師哈里米發布的一份大學校園設計強調“尊重阿富汗的規范和價值觀”，在校園建設上實現“性別和身體隔離”，建立單獨的女性院系。他說，這是一種幫助女性在當下獲得“與男性相似的教育機會”的方案。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ICRC）近年的努力，被各方視為樣板。根據塔利班政府的規定，醫療衛生部門的女性雇員不受工作禁令的影響。按照2022年的數據，這意味著3000多名女性醫護人員得到了“豁免”。在此基礎上，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和塔利班方面就女性接受醫療教育的問題展開了溝通。

“從塔利班的角度看，他們不能允許自己的妻子、女兒接受男醫生的治療或檢查，所以他們需要女醫生來為女性病患服務。那么，按照這個邏輯，他們應該允許女性上中學、大學，接受醫療教育，然后才能成為醫生。”2023年10月剛卸任的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阿富汗代表處主任菲永說，塔利班絕大多數成員“能理解這個邏輯”，所以“他們正在激烈地辯論，以找到調和矛盾的方法”。

但是，對于漸進式、妥協式的談判，薩拉比和卡瓦爾持不同意見。卡瓦爾擔憂，對女性權利的長期剝奪，已經讓阿富汗女性的生存環境急速惡化，在這種大環境下，任何“特區”都難以獨存。她經常聽到那些被迫放棄工作的女醫護人員的訴苦。

一名獲準在公立醫院工作的女助產士，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被塔利班士兵逮捕、關進監獄，直到家人付錢將她救出。“塔利班士兵指控她沒有遵守頭巾規定，但她穿著非常保守。”卡瓦爾說，這是塔利班強硬派的故意挑釁。在那之后，這位女護士完全沒有安全感，不能再出門工作。

更糟糕的是，女性正在受到越來越多來自家庭內部的壓力。哈西娜只是想繼續讀書，“但家族中的一些男性長輩說我是一個妓女”。她男朋友的父母也斥責她讓周圍的人陷入危險，“最終，他們沒有出席我們的婚禮”。

這與塔利班的“株連”政策有關。如果女性對當局政策提出抗議，她們的丈夫、父親與兄弟也可能被逮捕。這是一種精細的治理術，將每個男性變成監控妻女的“共犯”。有活動人士甚至發現，一些被營救出塔利班監獄的女性抗議者，在之后數周內被殺害，兇手是自己的家人。

聯合國婦女署今年8月發布的最新報告顯示，68%的阿富汗女性心理健康狀況“差”或“非常差”。正是看到這些傾向，一向務實的薩拉比堅持談判的完整性。“如果開始談判，就要談女性的基本權利問題。”

對于這種觀點，前述宗教學者和塔利班政府內部人士建議，伊斯蘭宗教界可以就這個整體問題和塔利班領導人加強溝通。在阿拉伯世界頗具影響力的埃及阿茲哈爾大伊瑪目塔伊布多次公開發聲，指出塔利班的限制令和教法相矛盾，教法明確“男人和女人，從搖籃到墳墓，都要追求知識”。

“各國宗教界可以加強和塔利班內部有影響力的宗教部門進行對話，如懲惡揚善部、朝圣和捐贈部、高等法院。”前述宗教學者指出，“因為幾乎所有塔利班領導人都是宗教人士。我們需要有理據的教法推理，促使塔利班聽取和理解這些觀點，否則一切都沒有用。”

雖然前路漫長，薩拉比仍對阿富汗女性的未來抱有信心。“沒什么是不可能的。當20世紀90年代的圣戰者和軍閥占領喀布爾時，他們在對待女性問題的態度上并不比塔利班好，但后來，這些統治者的第二代接受教育，部分人成了女性權利支持者。”

回到三年前的那個8月，哈迪敲開了塔利班軍事領導人哈利勒·哈卡尼的房門，后者剛剛在喀布爾安頓好。哈迪說，如果阿富汗的母親們受過教育，現在阿富汗的局勢會有很大不同，母親的知識體系和意識形態會深刻地影響孩子。哈卡尼點了點頭，說：“熱烈歡迎！”

（應受訪者要求，哈西娜為化名。Sakhi Rezaie、陳佳琳、霍思伊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