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板橋的詩詞創作主張

在鄭板橋的詩文中，有不少是論及詩文創作的，也有一些專論寫詩。這些主要留存于他的家書、《前刻詩序》《后刻詩序》《詞鈔·自序》及《述詩二首》等詩文中，歸納起來表現為以下四個方面：

詩詞創作要有明確的目的

鄭板橋認為詩詞的創作必須為“社稷生民”計，能體現《詩經》“三百篇之旨”（《后刻詩序》）。按今天的說法，就是詩歌創作必須以經世濟民為目的，寫詩要繼承、發揚《詩經》的現實主義傳統，做到如孔子所說的具有“哀而不傷”、干預現實的諷喻精神，能“道著民間痛癢”（《濰縣署中與舍弟第五書》）。

他說，“詩法誰為準，統千秋姬公手筆，尼山定本”“《七月》《東山》千古在，憑描摹瑣細民情妙”，即寫詩要以孔子刪定的《詩經》為法則，以《詩經》中周公姬旦寫的《七月》《東山》（《詩經·豳風》中的兩篇）為標準，才能體現“周情孔調”（《賀新郎·述詩二首》）?！镀咴隆肥且皇讓懪`勞動生活、反映民俗民情的長詩，通過奴隸與奴隸主貴族在衣、食、住幾個方面的對比描寫，表現作者對國運民情的關心；而《東山》則是“周公勞歸士之詞”，也是關心國計民生之作?？梢姲鍢驈娬{的“周情孔調”是指寫詩一定要符合周公、孔子的法則，應具備與國運民情密切相關的現實精神。這一看法是《后刻詩序》觀點的深一層闡述，也與他《濰縣署中與舍弟第五書》中所說寫詩作文要“以沉著痛快為最”，要能“敷陳帝王之事業，歌詠百姓之勤苦，剖析圣賢之精義，描摹英杰之風猷”完全一致。

基于此，板橋對“諸家”詩人寫“裁云鏤月，標花寵草”持批評態度，認為那些只寫“風月花酒”、“逐光景，慕顏色，嗟困窮，傷老大”的詩人，即使“刳形去皮，搜精抉髓”，也只不過是一個“騷壇詞客”（《后刻詩序》），成不了大家。他認為“嘆老嗟卑，迷花顧曲”這些內容也只能“偶一寓意”，詩人應寫“憂國憂民”這類“天地萬物之事”。（《板橋自序》）

詩詞創作要有自己的風格

板橋認為“八斗才華曹子建，還讓老瞞蒼勁，更加五柳先生淡永”，這里的“蒼勁”、“淡永”是指曹操與陶潛詩的風格。他還說“王、孟高標清徹骨”指出王維、孟浩然的詩具有極其清新的風格。他主張詩人寫詩要“自裁本色留深分”（《賀新郎·述詩二首》），即要形成個人的風格。他把王、孟與李、杜的詩風作了比較，認為“王、孟詩原有實落不可磨滅處，只因務為修潔，到不得李、杜沉雄”（《濰縣署中與舍弟第五書》）。因而李、杜是唐代詩人中的“雙峰”，而那些仰人鼻息、拾人唾余的“詩奴詩丐”，那些沉溺于微末纖巧的“詩魔詩鳩”，“未免規方略近，似顧步驊騮未聘”（《賀新郎·述詩二首》），都是寫詩不成熟、受拘束的表現。

作詩詞要自寫性情，善于養氣

他在為慎親王寫的《隨獵詩草、花間堂詩草跋》中有“自寫性情，不拘一格”句，認為寫詩作文必須“自出己意”（《板橋自敘》），“詩興顛狂”時可以“墳頭拉鬼”，“于嬉怒罵之中，具瀟灑風流之致”（《揚州竹枝詞序》）。他評價清代文人的詩文成就時，批評清人的詩詞歌賦“皆拾古人之唾余，不能貫串”，是“無真氣”造成的。（《濰縣署中與舍弟第五書》）因此他主張要“養氣”才能“氣深”（《跋西疇詩稿》）；而要“養足氣”，則必須“讀書深”，才能“恢恢游刃有余地”，寫的詩才能“理明詞暢，以達天地萬物之情，國家得失興廢之故”，達到“曹操、陶潛、李、杜之詩，所謂大乘法”的水平。（《與江賓谷、江禹九書》）

作詩詞要重視標題

板橋認為“作詩不難，命題為難。題高則詩高，題矮則詩矮，不可不慎也”，杜甫的詩能“高絕千古”，不僅內容好，而且命題也“早據百尺樓上”。只要看一下杜甫詩集中詩的題目，就會“一種憂國憂民忽悲忽喜之情，以及宗廟丘墟，關山勞戍之苦，宛然在目”，而詩的內容也必然“痛心入骨”了。他還把陸游的詩與杜甫的詩作比較，認為陸游“詩最多，題最少”，這是二人生活的時代不同造成的。唐朝經過安史之后又能“復唐之社稷”，尚有容納諍言的大度，因而杜甫的詩能“歷陳時事，寓諫諍”；而陸游生活在南宋，“國且將亡，必多忌”，因而“陸之絕口不言”，是為了“免羅織”。他批評“近世詩家題目，非賞花即宴集，非喜晤即贈行”，“其題如此，其詩如此”，這些人的人品也“可知”了。（《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五書》）在板橋看來，標題是詩的窗戶，透過標題就可了解詩的內容，判斷詩的質量；而標題簡短，要能反映“憂國憂民”之情，必然比寫詩更困難。詩品即人品，詩題不高，詩必然不高，人品也就可以想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