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講學梧山書院

王陽明（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名守仁，字伯安，號陽明，謚文成，浙江余姚人。弘治十二年（1499年）進士，歷任刑部主事、南京吏部尚書、南京兵部尚書、督察院左都御史、兩廣總督等職，是明代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軍事家、政治家、書法家。后世將儒家學派中最為著名的人物——孔子、孟子、朱熹、王陽明，并稱為“孔孟朱王”。王陽明是心學的集大成者，其一生事功亦是赫赫有名。其思想在中國、日本、朝鮮半島以及東南亞國家乃至全球都有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王陽明是官員也是學者

嘉靖六年（1527年），思恩、田州土酋盧蘇、王受糾眾作亂，時稱“思田之亂”。而時任兩廣總督的姚鏌未能對思田之亂進行妥善處理。對此，明朝廷下詔起用南京兵部尚書王陽明，兼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兼巡撫，以平定思田之亂，并總制廣東、廣西、江西、湖廣四省軍務。

據記載，嘉靖六年（1527年）九月八日，王陽明自浙江紹興啟程，經江西至廣東，至十一月十五日度三水，沿西江而上，十八日抵肇慶，二十日至梧州，二十一日開府梧州。將中國古代紀年對照《中國古代萬年歷》轉換為公元紀年可知，王陽明到達梧州的時間是1527年12月13日，開府梧州的時間是1527年12月14日。

在梧州，王陽明除了以兩廣總督身份處置兩廣的軍政事務外，期間，還向來訪者賜教、對去世一年的未曾謀面的知己梧州人吳廷舉作祭文、向明朝廷上《赴任謝恩遂陳膚見疏》、與他人書信往來以及在梧州城東南的梧山書院講學。可見，王陽明在梧州的任職期間，其身份是一位官員，也是一位學者。

王陽明講學梧山書院

關于王陽明在梧山書院講學的相關事跡，在《嘉靖廣西通志》中有詳細記載。《嘉靖廣西通志·卷26》：“梧山書院，在蒼梧縣學右，講堂三楹，后堂三楹，號舍左右各七間。嘉靖六年，巡按御史石金建。……丁亥冬，落成。姚公致政去，新建伯陽明王先生奉命總制四省軍務，來代，實倡正學，風厲多士，其言曰‘誠意為圣門第一義，今反落第二義。’而其知行合一之說，于博文多識，若有不屑，學者疑焉……先生之說，啟扃鑰以救流弊，探本之論也……”。

從以上文獻記載中可以看出，梧山書院由巡按御史石金建于嘉靖六年（1527年），并于當年冬天建成。建成時，姚鏌離任兩廣總督，王陽明新上任兩廣總督并總制四省軍務。王陽明在梧山書院講學，講述“誠意為先”與“知行合一”。起初，王陽明的觀點受到梧山書院部分學者的不屑與懷疑，后來，都認同了其觀點，并稱“先生之說，啟扃鑰以救流弊，探本之論也”。同時，上述記載對梧山書院的位置、布局、規模等也有翔實的描述。

“誠意為先”與“知行合一”

“誠意”是儒家經典“四書”之一《大學》中的“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一。對于“八條目”，《大學》開宗明義的指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對于此，宋代大儒朱熹認為其正是一個人自我成長的循序漸進的過程，通過格物，從而致知，達到誠意，進而正心，促成修身，進一步齊家、治國、平天下。而王陽明則認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是一體的，就是“誠意”。對此，王陽明在《傳習錄》中闡述“大學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個誠意。誠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誠意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為善去惡，無非是誠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蕩蕩，都無著落處。須用添個敬字，方才牽扯得向身心上來。然終是沒根源。若須用添個敬字，緣何孔門倒將一個最緊要的字落了，直待千余年后要人來補出？正謂以誠意為主，即不須添敬字。所以舉出個誠意來說。正是學問的大頭腦處。于此不察，真所謂毫厘之差，千里之繆。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工夫總是一般。今說這里補個敬字，那里補個誠字，未免畫蛇添足”，并指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為一物，意在于仁民愛物，即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分之物”。王陽明指出了“誠意為先”的意義，只有誠意為先，通過格物、致知，才能到達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否則，會陷入“茫茫蕩蕩，都無著落處”的歧途。

“知行合一”是陽明心學中經典概念。對于認為“知與行”孰先孰后的問題，王陽明在《傳習錄》中闡述：“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個知，又說一個行者，只為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地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一索，全不肯著實躬行，也只是個揣摩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個意時，即一言而足。今人卻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即說兩個亦不妨，亦只是一個。”王陽明闡明“知行合一”是一體的，從而避免了現實中將兩者割裂開來的“只知不行”而導致的“終身不行”和“只行不知”而導致的“冥行妄作”。

王陽明在梧州的梧山書院講述“誠意為先”與“知行合一”時，當地部分學者從不屑、懷疑到真正領會，稱“先生之說，啟扃鑰以救流弊，探本之論也”。可見，王陽明在梧山書院的講學，開啟了其心學在嶺南的傳播，對研究其心學的發展、傳播及研究梧州的明代歷史、書院文化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