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名臣張養浩的行與思

張養浩像。云莊是張養浩的號。（資料圖片）

張養浩《牧民忠告》書影，其中“戒貪”條體現了他的廉潔思想。 （資料圖片）

清貧居官、恪盡職守，獲“真臺掾”的贊譽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浩然之氣，至大至剛，集義所生，配義與道。或許，元代名臣、詩人張養浩的名字就來源于此。古人的名與字不是隨意取的，往往有一定的關系。張養浩，字希孟，從他的字可以看出對孟子的敬佩之意。

孟子在論述浩然之氣時，提到了一個重要觀點：培養浩然之氣，不能借助外力拔苗助長，要日積月累、持之以恒。我們在閱讀張養浩的人生經歷時，亦可將其視作終身培養浩然之氣的過程。

張養浩生于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濟南人。據《元史》記載，他“幼有行義”，外出遇見有人掉了錢，“其人已去，追而還之”。張養浩從小就愛讀書，以至于父母擔心他用功過度可能損害了身體，為了不讓父母擔心，他白天默誦，晚上則關起門來，“張燈竊讀”。

因才學出眾，張養浩屢屢得到有識之士的推薦，他最重要的“伯樂”是當時中書平章政事不忽木。不忽木是康里人，歷史學家陳垣先生的名著《元西域人華化考》中提到“西域人純為儒者，有廉希憲”，“希憲而后有不忽木，不忽木世為康里部大人”，“康里在元時為術赤所封地，在今日為南俄，其地去中原又比畏吾兒為遠，而其人能崇儒重道若此，是真可驚異者矣”。

不忽木看到張養浩的文章，大為欣賞，推薦他為禮部令史，又薦入御史臺。一次，張養浩生病，不忽木親自去探望，看到他的住所極其簡陋，感嘆：“此真臺掾也！”從此，張養浩名聲大振。

張養浩擔任過地方官，也在朝堂之上屹然挺立。在堂邑任地方官時，他以“四知堂”命名自己的居室，表達對暮夜卻金的東漢“四知太守”楊震的敬佩之意。他有果斷的一面，縣里有個叫李虎的狠人，殺人越貨，無惡不作，其黨羽“暴戾為害，民不堪命”，然而前任官員卻不敢管，張養浩到任后，迅速依法處置，為民除害。他有溫暖的一面，不再要求刑滿釋放人員每月初一、十五到縣衙門報到，聽候訓誡，對這些人說：“彼皆良民，饑寒所迫，不得已而為盜耳；既加之以刑，猶以盜目之，是絕其自新之路也。”張養浩離開堂邑多年后，百姓還記著他的德政，“猶為立碑頌德”。

張養浩任監察御史時，忠貞公允，直言不諱，恪盡職守，曾于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上《時政書》，洋洋灑灑達萬言，指出時政的十大弊端，“言皆切直”。可惜的是張養浩卻因此受到打擊，遭罷官，甚至一度要以變換姓名來保全自身。

主張以儒治國的元仁宗即位后，恢復了中斷半個世紀之久的科舉考試。終元之世，只舉辦過九次科舉，時停時辦，而且科舉取士規模很小，對于元朝已經形成的用人格局沒有根本性的改變，但元朝最先將程朱理學定為取士的標準，卻深刻影響了后代。

張養浩與元朝科舉關系密切。元朝科舉分鄉試、會試、殿試三場。延祐元年（1314），元朝首次舉行鄉試，會試、殿試于第二年舉行，張養浩以禮部侍郎的身份與他人一起主持。延祐五年（1318），張養浩再次知貢舉。新科進士要去拜訪他，對他表達謝意，他一概不見，只讓人告誡新科進士：“諸君子但思報效，奚勞謝為！”記住報效國家，而不必記住感謝個人。

元英宗即位后，命張養浩參議中書省事。他仍秉持任監察御史時的操守和風格，力諫不應在元宵節舉行耗費巨資的鰲山燈會，“愿以崇儉慮遠為法，以喜奢樂近為戒”。不久，他以父親年邁需要照顧為由，辭官歸里。

從家鄉趕赴陜西救災，積勞成疾卒于任上

張養浩在山東家中度過了八年隱居時光，直到元文宗天歷二年（1329）再次出山。這年正月，陜西大旱，朝廷特請張養浩出任陜西行臺中丞，主持賑災。八年隱居，朝廷多次征辟，他都謝絕了。聽聞百姓遭受的苦難，作為一個學有擔當之人，張養浩責無旁貸，一接任命，立即登車向陜西進發。在離家之前，他將財產都分給了村里的窮人。

《左傳》說：“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孟子》也說：“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人追尋一個目標，在尚未達成時，會努力朝著目標前進，達成后精神上便松懈了。周文王對于道的態度卻不是如此，明明已經看見了道，卻如沒有看見道時一樣渴求，這是一種“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張養浩此行要以比“視民如傷”更深切的憂患之心賑災，這是一場重要的考驗。

赴陜西的路上，張養浩“遇餓者則賑之，死者則葬之”，路過華山，特地到西岳廟，作文祈雨，為民吁請，讀到“民饑而死”時，張養浩“涕泗被面，從者觀者皆為沾襟”。以現在的目光來看，此舉似為不經，但在當時，這是很普遍的做法。

據記載，這年四月一日，陜西境內“大雨如注，水三尺乃止，禾黍自生”，百姓大喜。張養浩的喜悅之情，都寫在了一首散曲《【雙調·得勝令】四月一日喜雨》中：“萬象欲焦枯，一雨足沾濡。天地回生意，風云起壯圖。農夫，舞破蓑衣綠；和余，歡喜的無是處。”

張養浩到達陜西行臺后立即投入工作。元朝在中央設置了御史臺，在地方設置了兩個行御史臺，分別是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簡稱南臺）和陜西諸道行御史臺（簡稱西臺）。張養浩在救災上很有方法。元朝普遍使用紙鈔，百姓拿紙鈔去買米，紙鈔稍有模糊破損，米商就說這是“昏爛鈔”，不肯收，百姓自然也買不到米。按照規定，昏爛鈔可以到行用庫中更換新鈔，管庫奸吏營私舞弊，“易十與五”，而且“累日不可得”，百姓還是買不到米，生活處于崩潰邊緣。

賑災如救火。張養浩立即檢查行用庫，發現沒有銷毀、鈔面圖紋可以看得清的紙鈔共計1085萬多貫，在這些紙鈔背面蓋上印記，可以臨時流通使用。張養浩又命人刻價值十貫、五貫的券發給窮人去米店買米，券上加蓋印記，米商可憑此到行用庫兌出錢來，“于是吏弊不敢行”，百姓得以買米活命。

在陜西賑災的四個月，張養浩一直住在官署，“未嘗家居”，白天出外巡察救濟災民，晚上則祈禱災情結束、百姓安康，沒有絲毫懈怠，憂累成疾，病逝任上，享年60歲，“關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元文宗至順二年（1331），朝廷下詔追封張養浩為濱國公，賜謚號“文忠”，后人尊稱為張文忠公。

總結為官經驗，著成傳世官箴，倡導廉以律身

張養浩為官不僅恪盡職守、心憂百姓，也善于總結自己為官的經驗教訓，著成《為政忠告》一書。《為政忠告》又名《三事忠告》，分成三大部分，皆可獨立成篇。其中《牧民忠告》總結了做地方官的經驗，《風憲忠告》總結了任監察御史的經驗，《廟堂忠告》總結了在中書省為官的經驗。這三個“忠告”分別針對地方官員、監察官員和朝廷高級官員，很有指導性，其言發自肺腑，情真意切，備受時人與后人的重視。

《為政忠告》體現了張養浩的廉潔思想。他在《牧民忠告》中列有“戒貪”一條，表示“人既受命以牧斯民矣，而不能守公廉之心，是自不愛也，寧不為世所誚耶”，“況一身之微，所享能幾？厥心溪壑，適以自賊”，一個人欲壑難填，會給自己帶來災禍，并且會連累到許多人，“一或罪及，上孤國恩，中貽親辱，下使鄉鄰朋友蒙詬包羞”，“雖任累千金，不足以償一夕縲紲（代指監獄）之苦”，張養浩將貪欲過深的后果一一揭示，要避免這些苦果，就要平時對自己嚴格。

在《風憲忠告》中，張養浩將“自律”放在卷首，御史作為“執法之臣，將以糾奸繩惡，以肅中外，以正綱紀，自律不嚴，何以服眾？”那么怎樣才算嚴，張養浩給出了自己的標準，“如處子之居室，一行一住，一語一嘿，必語禮法，厥德乃全”。

在《廟堂忠告》中，張養浩將“修身”放在卷首，他從正反兩面論述自律、清廉等品質何以值得推崇，“廉以律身，忠以事上，正以處事，恭慎以率百僚，如是則令名隨焉”，反之，“徇私忘公，貪無紀極，不戒覆車，靡思報國，如是則惡名隨焉”。

張養浩不僅為后世留下了堪為官箴書典范的《為政忠告》，還留下了一批散曲作品。他赴任陜西途中，寫下一組懷古作品，既有對民生疾苦的同情，也有對歷史的深刻反思，故而常為后人提及。此外，鄉居八年，他也創作了一批描寫鄉村生活的作品，風格清新自然，我們且讀一首《【中呂·十二月兼堯民歌】寒食道中》：

清明禁煙，雨過郊原。三四株溪邊杏桃，一兩處墻里秋千。隱隱的如聞管弦，卻原來是流水濺濺。

人家渾似武陵源，煙靄蒙蒙淡春天。游人馬上裊金鞭，野老田間話豐年。山川都來杖屨邊，早子稱了閑居愿。

總的來看，張養浩的作品內容都很充實，題材廣泛，語言成熟，風格傾向豪放，他的散曲結集為《云莊休居自適小樂府》（簡稱《云莊樂府》）。值得深味的是，戰國時期的賢大夫屈原的形象常常出現在他的散曲中。可見，張養浩即便身在“江湖之遠”，卻還不忘憂國憂民。

“云來山更佳，云去山如畫。”張養浩散曲里的這兩句，或可比擬他的道德文章和操守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