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士紳為何推崇“病不延醫”？

一

疾病是身體健康的敵人。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人類的歷史就是與疾病抗爭的過程。所謂，“萬物莫不有生，即萬物莫不有疾。醫所以養其生，治其疾也。”但及至近代，國人對待疾病的治療態度卻不甚積極。1882年的《申報》就登載了一則“病不延醫”的故事。文章稱福建船政大臣黎兆堂近一年來常常感覺身體不適，夜不能寐，健忘尤甚；最近更是腳背腫痛，心情煩躁。但他向來不喜歡服藥，只是吃一些“鹿茸酒、衛生丸”等保健品。直至病情加重，他也“并不延醫調治”，反而是派屬下去采購“汀州壽板”，自己則是“以花木娛情”，仿佛什么事也沒發生。

曾國藩

實際上，黎兆棠“病不延醫”的做法，在當時的士紳階層中并非特例，而是一種較為普遍的選擇。曾國藩就是其中主張“勿藥”的典型，他在家書中多次強調不要相信醫藥，稱“治身”應該“以不藥二字為藥”，保養之法貴在慎飲食、節嗜欲，“斷不在多服藥”。除了在家書中反復向家人叮囑以上養身觀念外，曾國藩還將之加以總結向同僚好友廣而告之。“病不延醫”的思想不僅被中國士紳階層推崇，也為普通民眾習以為常。1898年的《申報》就刊載一篇來華西人的見聞稱，中國人得病后，“往往不必延醫”，只是用一些慣用的草藥，或是涂抹，或是飲食；這些都是“里嫗邨農”熟悉的治病方法。

總的來說，中國傳統對疾病治療的態度并不積極。在傳統中醫看來，“大抵患病者，養身為上，服藥次之。”近代國人每當出現普通的身體病痛時，往往遵循經驗，順其自然；而不是積極地尋求醫生的救治。時人常言，如果得了小病后，完全可以不用服藥，可以“聽其自病自愈”。因此，“病則聽其自然，是亦保身之一法。”

二

近代國人對于一般疾病，多采用“聽其自然”的態度，這根源于中國傳統的身體構成論，即“人身小天地”的自然身體觀。在中國傳統的認知中，身體并非僅僅是生理器官的組合，而是一個開放性的動態場域。人身與天地是同一本原、同一運轉規律、同一構造，是天地的一個子系統，對外擁有與天地人事相通的潛能。因此，中國古代醫家素有明確的“天人相附”之說：天有日月，人有兩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天有風雨，人有喜怒。天有雷電，人有音律。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臟。天有六律，人有六腑。地有十二經水，人有十二經脈。歲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節。到了西漢，“人身小天地”的說法有了更進一步的闡發。當時的大儒董仲舒即稱，“天地之符，陰陽之副，常設于身，身猶天也。天以終歲之數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六，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內有五藏，副五行數也。外有四肢，副四時數也。”此種論述，進一步將人身的各個部分與天地時數相比附，再次強化了“天人同構”的思想傳統。

概括來講，在中國傳統的人體構成論中，有三個核心的概念：“氣”、“陰陽”和“五行”。

“氣”是中國古代哲學的核心范疇，是構成天地萬物的本原。先秦哲學家認為，世界萬物皆由“氣”化生、孕育而來；“氣”是構成世界豐富性、多樣性的內在基礎。既然世界萬物都由“氣”化生而來，那么“氣”同樣是構成人體的元初物質。從中國傳統身體構成論來看，“氣”是身體的基本元素和動力。身體本為氣轉合而成，氣的盛衰虛實演變成身體各個器官，即所謂“氣合而有形，因變而得名”、“各以氣命其藏”。

正是受“氣”之一元論思想引導，先秦思想家們普遍將“氣”視為生命的基礎，建構了以“氣”為核心的身體生命本質論。《左傳》稱，天有六氣，生發味道、顏色、聲音，滋生各種疾病；與之對應的是，人亦有六氣，這體現了中國天人同構的人身哲學。如此一來，既然“一氣”通天下，氣為生命之根本，那么宇宙大天地自然和人身一樣，乃有生之物。“氣”沖則為“脈”。人身宇宙，“一氣”流轉，必然氣脈互通，人體之氣可與宇宙之氣混為一體。

“氣化身體觀”發展到后來就是，身體的構成除了有形的五臟六腑這些身體器官系統外，還有一個獨立于現代解剖學意義之外的無形的、虛擬的“氣”與“經絡”系統。“經絡”運行全身氣血，聯絡臟腑形體官竅，溝通上下內外。“經絡”系統中，又以“任、督”二脈為重。任督二脈一前一后居于人體的中軸線，醫家將其類比為天體、地理的子午線。基于宇宙論的類比想象在古典醫學中幾乎是隨處可見。

中國傳統人體構成論的另外一個重要概念，就是“陰陽”。“陰陽”是中國哲學最簡樸而又博大的概念，它起源于古人的樸素自然觀。當古人觀察到自然界中諸如天地、日月、晝夜、寒暑、男女、上下等既對立又相聯的現象時，就嘗試用“陰陽”這一概念對此進行歸納描述。隨后“陰陽”又被抽象指稱一切事物的最基本對立關系。如果說“氣”是對世界實在性的最高概括的話，那么“陰陽”則是對“氣”第二層次的描述。氣為萬物之本，而氣又分陰陽。正是通過對“陰陽”概念的闡述，“氣”的內在結構以及生化萬物、運動變化等屬性的原理才得以具體和準確表達。

于是，當傳統哲學和醫學以“天人相附”建構身體學說時，陰陽理論就被用來解釋身體的生理和心理現象。這就是古代醫家所謂的“人生有行，不離陰陽”，“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依據“天人同構”理論，身體內部也可以陰陽劃分。即腹為陰，背為陽；腑者為陽，臟者為陰；肝心脾肺腎五臟皆為陰，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六腑皆為陽。

中國傳統身體構成論的第三個重要概念是“五行”。“五行”即“金”、“木”、“水”、“火”、“土”五種元素。“五行”與“氣”、“陰陽”的關系可以這樣來概括：天地本是一氣，合則為一，分則為二（陰陽）；天地陰陽之氣流行而成“五運”。可見中國傳統哲學中的“五行”為一個有機的循環，其自身是氣化的表現。五行在天為氣、在地成形，天地相感乃生萬物。“五行”觀念在中國傳統哲學中占有無比重要的地位。“中醫”更是以五行配五臟，運用五行說來解釋人體的生理功能，解釋五臟的特點和內在聯系，并以此建構出了以五臟為中心、內外相聯的天人合一體系。后經歷代醫家的衍生和潤色，形成了“言陰陽必及五行，言五行必及陰陽”的常理，陰陽、五行與氣三者渾然一體，并且陰陽和五行還貫穿了氣的流動。

無論是源于自然的陰陽二氣，還是由自然元素“金、木水、火、土”所代指的五行，都體現了中國傳統的自然身體觀。人之“身體”是與自然緊密相連的開放小系統，天地四時與社會時間的變化會引發身體內部生理、心理的變化。“氣、陰陽、五行”的概念促成了人身體的形成，身體通過陰陽、五行、氣使天地（自然）與人相互感應、相互影響。中國傳統中醫正是基于這一自然身體觀，來展開對疾病的認知。

三

“氣”是流動的，因此氣的“通”與“不通”成為中醫學劃分身體是否健康的標準。“氣”如果流通順暢，則身體康健、精神舒爽；如若不然則會導致機體病變。氣的升降出入，在自然界外顯為生、長、化、收、藏的季節更替，在人則表現為生、長、壯、老、已的生命活動。中醫認為“百病皆生于氣”，疾病的生、發、變、化與氣的生成失常及氣的運動失序關系甚切。既然自然界天地陰陽之氣的運行變化與人體息息相關，那么時間和方位的變化就會引起“氣”的盛衰變化。相應的，人的生理、病理變化也會受到時令、氣候乃至地域環境的影響。譬如，《黃帝內經》就認為脈象與四季聯動，所謂“春脈如弦”、“夏脈如鉤”、“秋脈如浮”、“冬脈如營”。

身體之氣與天地之氣相互感應，而其活動的機制與天道相仿。氣的運動邏輯是陰氣上升、陽氣下降，且循環不止。氣在人體中的運作程式，也是遵循首足上下流動、周而復始的韻律。陰陽作為中國式的宇宙觀和社會觀的特殊動力，可以解說描述萬事萬物之生衰。基于此，人體內部也分陰陽，陰陽也可獲得形體之外在表現。中國傳統中醫認為，陰陽的交感以及陰陽的中和、協調化生萬物。在此理論支撐下，陰陽便被中國古代醫家用以解釋人體生理和心理現象。“疾病”也就成為陰陽失調的表現。在具體疾病的診療中，中醫要求“治病必求于本”，這里的“本”就是“陰陽”，醫者應“審其陰陽，以別柔剛。陽病治陰，陰病治陽”。比如，在治療患者時，陰陽偏盛則“損其有余”，陰陽偏弱者則“補其不足”，以此來平衡陰陽，使身體歸于康健。

按中醫的說法，人體內血氣的運行有逆有順，亦應順其自然天性。清代名醫程國彭在《醫學心悟·寒熱虛實表里陰陽辨》中言，“病有總要，寒、熱、虛、實、表、里、陰、陽八字而已。”此八字簡稱兩綱六要，其中，陰、陽為總綱，其余六字為六種基本功能形態。八綱辨證交互構成十六目，如表虛寒證、表寒實證等，進而形成龐大的病癥分類網絡。在此網絡中，機體的病變及相關的診療雖千差萬別，但總歸是統于兩綱六要，不同的病癥不過是在陰陽大論下的辨證施治罷了，所謂“和氣之方，必通陰陽”。

及至晚清，傳統中醫所持的自然環境變化深刻影響人體健康的認知，仍占主導地位。1879年《申報》所載的《防病說》一文即認為，人之所以生病，同自然環境的變化密不可分。氣運有變，所以陰陽失調，疾病遂起。不同季節會產生不同疾病，“春傷于風，夏傷于暑，秋傷于濕，冬傷于寒，四時之氣，更傷五臟。”因此，夏季之病須著意于清暑化濕，秋季則要以滋養濡潤為主。在曾國藩的家書中，他就將道光二十五年夏季潮熱的天氣作為自己癬癥病發的原因之一，在家信中陳述此“蓋本因血熱耐起，適當郁蒸天氣而發”。與此相類，1895年《申報》所載《保身篇》一文同樣稱，“今年入夏以后，天氣太涼，近交中伏，暑氣驟蒸，坐是致病。”

可見，近代國人對疾病的認知，仍然秉承了中國傳統的病理知識。《申報》1886年所刊的《醫學考試論》一文即在探討疾病生成時稱，“氣有陰陽，時有寒暖。六氣傳遞于四時，五運縱橫于上下。杳不問其所之，人或觸之即病。”這無疑是對中國傳統的“氣、陰陽、五行”致病理論的再次重申。1900年《申報》刊載的《重醫學議》一文亦稱，“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外，則寒暑燥濕之互感，內則喜怒哀樂之交侵，相蕩相摩表裏受損，一旦猝發而疾病起焉。”甚至直到清末新政，中國傳統疾病觀仍占有很強的地位。1903年《申報》所載《興醫學說》一文仍稱，“人受天地之中，以生陰陽，寒暑之交，侵飲食起，居之不慎，偶或失于調衛，疾病即因之起焉，既為二豎所崇矣。”

隨著“人身小天地”的自然身體觀的普及和深入人心，近代國人在對待身體健康時，多采取保養、預防的態度，遵循“順時應氣”的養性之道。時至今日，“順氣養生”依然是國人較為推崇的生活方式。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仍以極大的韌性，不斷進行著自我的更新和發展，及至當下，仍然煥發著勃勃生機，彰顯著時代價值。

（作者系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