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人王可然，和莫言一起造夢

2024年8月，王可然在北京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本刊記者 侯欣穎／攝）

王可然

著名戲劇人。央華戲劇創始人、藝術總監、總經理，出品、監制、制作、編劇作品50多部，包括《陪我看電視》《如夢之夢》（央華版）《冬之旅》《西貢》《悲慘世界》等，2021年被法國文化部授予法蘭西藝術與文學騎士勛章。近日，執導莫言編劇作品《鱷魚》。

2024年9月1日22時40分，北京保利劇院，臺下座無虛席。

舞臺暗了下來，單無憚獨自一人站在中央，開始獨白。他滔滔不絕，講兒子，講自己的過往，只有魚缸里的鱷魚偶爾插上兩句。講著講著，一束束光從觀眾席射出，他的妻子、情人、兒子、秘書等此前離開的人，拿著手電筒，從兩旁的過道里走出。手電筒的光照向舞臺上的單無憚，也照向舞臺下的觀眾。長達12分鐘的獨白結束，戲落幕，掌聲響起。

這是話劇《鱷魚》的第三十五場演出，也是本輪巡演的最后一場。演員在舞臺上謝了3次幕，熱烈的掌聲仍未停下來。自今年5月蘇州首演，到如今北京最后一場，《鱷魚》已走過了16座城市，每一站每一場都一票難求。作為導演，王可然的心在此刻總算暫時安定下來——這部戲終于畫上了句號——在他的戲劇理念里，一部戲被搬上舞臺，最后一個句號要畫在觀眾的掌聲上。觀眾不認可，這個戲就沒完成。

“我們做戲，就是用各種能力和辦法，把觀眾召喚到劇場里來，讓有能力、有愿望消費戲劇的人喜歡劇場，從而產生繼續享受戲劇的動力。”王可然對《環球人物》記者說。近20年來，從《陪我看電視》到《如夢之夢》《西貢》，再到《悲慘世界》《鱷魚》，他和團隊一直專注做兩件事：一件是挖掘戲劇與當下觀眾的關系，一件是尋找支撐建立這種關系的手段。

每個人都是鱷魚

《鱷魚》是作家莫言的長篇話劇劇作，靈感來自他早年在《檢察日報》做記者時的見聞和思考。之所以取名《鱷魚》，也是偶然得來的。

莫言鄰居家有一個小伙子，喜歡養寵物，包括一些很小的鱷魚。有一次，他受邀去看鱷魚，好奇為何鱷魚長不大。小伙子說，如果把它放在一個很小的空間里，它就不長了。一旦把水箱變成2米或3米，它的身體就會迅速膨脹。莫言聽后，心中一動，“這個事情充滿了象征意義。人的欲望，有的時候就像一條鱷魚，你如果不對它進行控制的話，它就會快速膨脹，而且沒有限制”。

《鱷魚》的故事便與人的欲望有關：市長單無憚因貪腐外逃他國，生日時收到一件賀禮——一條會說話的鱷魚。之后的10年間，鱷魚不斷生長，他身邊各色人物也粉墨登場：前妻欲與情人爭奪別墅所有權；“外甥”一邊從單無憚身上榨取“素材”，一邊勸誘他加入國外行為藝術；老部下前來勸導，實則任務在身……最終，單無憚的命運走向悲劇，家庭崩裂，自己也葬身鱷魚腹中。

2023年6月，《鱷魚》劇本出版，在文壇引發熱議。第一次讀劇本，王可然的腦子是蒙的。讀第二遍，讀到一半就哭了，“故事中每一個人都是我身邊的人，都是我見過的人，他們切實地構成了我生活的洪流。每個人都是鱷魚，只是看要不要把欲望飼養到可以吞噬自己的程度”。

和莫言見了一面后，王可然便成了這部話劇的導演。“《鱷魚》不僅僅有思想高度、人文高度，最重要的是，給戲劇的舞臺行動構建帶來屬于中國的戲劇文本的高度和豐富性。我一直在等這樣一部戲。”很快，他便組建了創作團隊，設計戲劇構架和創作思路。他找趙文瑄演貪婪、自私又有書卷氣的主人公單無憚，凱麗演傳統的妻子，鄧萃雯演嫵媚的情人……

真正上演時，暗綠色的布景、鱷魚形的沙發與舞臺上巨大的“鱷魚”背景融為一體。結尾處的手電筒設計，也是王可然琢磨許久的結果。“雖然手電筒是一個非常傳統的工具，但用這樣一個小小的動作，可以把整場觀眾和演員的內心照亮，把窺探欲望的情緒拉滿。”他說。而這正是劇場所獨有的，“只有在劇場才能構建出人對于過去和此刻的夢境，這個夢境是獨一無二的”。

故事落幕時，王可然希望劇場里的每個人都被“光”照到。“《鱷魚》最耀眼的光芒，就是‘警惕欲望’。故事最想傳遞出來的，依然是維護每個人內心向真、向好的期待。”

話劇《鱷魚》劇照。

情感消費就是生產力

王可然每日的行程都安排得滿滿的，常常工作到凌晨。他像個“大管家”，從選劇本、談導演、簽演員到盯排練、盯演出、盯宣傳活動……甚至包括確認宣傳海報上的每個標點符號。“所有的一切，從大到小，由遠及近，從整體到細節，本質上都是在為觀眾和舞臺搭建通道。”

王可然說，戲劇要鼓舞和慰藉人的靈魂，是觀眾于自己靈魂的不滿足、不安之外，在舞臺上找到的一種溫暖感。

這種溫暖感，這種戲劇觀，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少年時代。讀高中時，他多愁善感，幾近抑郁。高二那年，有話劇團到學校創辦話劇隊，他受邀參加演出。站上舞臺時，他找到了一種強烈的歸屬感，覺得自己活過來了，“我想把我對生命所有的感慨、感受傳遞給別人，我就想這樣活著”。也是這次經歷，讓他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戲劇。

后來，王可然便一步步向戲劇靠近。第一次考戲劇學校落榜，先去當了3年兵，退伍后做過夜班工人、保安，1993年考入上海戲劇學院，大二時突然選擇退學，后又考入北京師范大學，畢業后在電視臺工作。直到2007年，他遇到《陪我看電視》。

當時，王可然做了一個調查，結果顯示：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如果說有一個物件起到不可替代的、見證歷史的作用，那一定是電視機，它串聯起了中國普通老百姓生活方式的巨大變遷。“從電視里，大家發現原來世界上還有巧克力、香水、洗衣粉，電視讓中國人向往更好的生活，體驗更好的生活，這是人最本質的驅動力。”王可然說。他幾經奔波，組建團隊，制作了舞臺劇《陪我看電視》，講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一臺電視機先后“流落”到北京知識分子家、西北農村、都市垃圾堆、南方工廠打工妹宿舍，最后成為上海豪華別墅主人的懷舊之物和酒吧的另類擺設的故事。

第二年，《陪我看電視》在全國巡演，上座率80%，觀眾紛紛議論“戲劇還可以這樣”。

這部戲是央華戲劇制作的第一部作品，也是王可然“通俗化”戲劇實踐的開端——此后，他推出的戲，都遵循“題材與當下的關系，作品能否給觀眾的靈魂帶來共鳴”的原則。從《寶島一村》到年年上演、場場爆滿的《如夢之夢》，再到《猶太城》等，無不如此。

2009年，王可然看了《寶島一村》，深感眷村故事和大院生活的勾連，第二年將之帶來內地；2013年制作《如夢之夢》時，不少人開始考慮生死、探索生命的意義，觀眾也通過這部戲思索“我從哪里來，我要去哪里，我的未來又將怎樣”；2018年引進《猶太城》，也是看到了故事與當下中國人在精神上的關聯，整部戲都在探討一個終極問題：即使死亡就在眼前，也要好好地、優雅地、熱烈地活著，活到最后一刻……

“戲劇人要有感知時代價值觀的能力，要理解人性在經濟發展中的所需所欲，要關注個人在其中投射的理解和感受。”基于多年戲劇經驗，王可然提出了“情感消費就是生產力”，并將之作為戲劇制作的理念。

央華版《如夢之夢》劇照。

中國經典，世界語言

今年，央華戲劇另一部大戲是中文版《悲慘世界》，由法國人民劇院院長讓·貝洛里尼導演，王可然擔任藝術總監、監制，劉燁等中國演員出演。目前，這部戲已在上海、長沙、南京等地完成一輪巡演，計劃11月在法國國家人民劇院演出。

《悲慘世界》是王可然年少時最喜歡的戲。他第一次讀小說時不到12歲，當時就被故事震撼。高一時，老師有一次用《悲慘世界》中的一個細節講什么是人道主義，“我第一次感受到原來人和人之間的憐憫，不該站在居高臨下的位置上，它比我們所認為的慈悲更加廣闊。”后來，這部戲就被他埋在了心底。

再后來，成了戲劇人的王可然，多次講述《悲慘世界》對自己的影響。2021年冬，他獲得了法國文化部頒發的法蘭西藝術與文學騎士勛章，在頒獎典禮上，他脫口而出要做一部中文版《悲慘世界》。

《悲慘世界》劇照。

近些年，央華戲劇引進、改編了不少國外經典作品，如《西貢》《猶太城》《龐氏騙局》等。選擇哪部作品，全憑王可然一人的戲劇嗅覺。

2017年7月，王可然和法國朋友安娜去阿維尼翁戲劇節。第一天晚上，兩人看了一部戲《西貢》，講述上世紀50年代大量越南百姓逃亡法國，40年后又回歸故土的故事。當時，位置很糟糕，王可然幾乎是“半個屁股邊碰著椅子”。3個半小時的戲，全法語，他一句都聽不懂，卻看懂了。

“這部戲在看似平淡的‘生活流’里，蘊藏著語言、身份、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等諸多矛盾，對‘我是誰’進行了深刻的追問；它表達的生離死別、大時代對個人命運的沖擊，是人類共同的情感，能夠打動中國觀眾。”看完后，王可然就決定引進這部法國戲劇。2018年，《西貢》原版在中國上演。

王可然不僅引進、演繹國外經典，也在探索中國經典的新表達。

2021年，籌備《雷雨》時，王可然邀請法國著名戲劇導演埃里克·拉卡斯卡德執導，“就是要讓中國的經典成為全世界的語言”。為此，他與埃里克進行了長達一年半的溝通，發了一封又一封電郵，耐心地向他解釋，為什么《雷雨》是中國最偉大的戲劇作品，它的偉大之處在哪里，它與當下中國人的關系是什么。最終，埃里克被說服了。

“無論《雷雨》還是《悲慘世界》都不僅僅是一個中國故事或者法國故事，它們代表了全人類的悲憫、全人類的困惑。我和國際話劇、國際舞臺的所有往來，一開始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我要看到你最好的技法能不能為我所用。‘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用最好的手法表達中國文化，這才是文化自信。”王可然說。

從少年時代開始，王可然就知道，戲劇是他人生的拐杖。如今，在戲劇之路上磕磕絆絆走了這么多年，戲劇已成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活在戲劇里，它證明我來過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