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還是不說，不該成為懷孕職工的隱憂

畫家安東尼·布朗在繪本《我媽媽》中，描述了美麗溫柔而又像犀牛一樣強悍的“超人媽媽”；在暢銷書《向前一步》中，作為企業高管的作者倡導女性要對工作毫無保留地付出。但現實中，不少媽媽左手奶瓶、右手鼠標，在家庭和職場的雙重壓力輾轉騰挪、疲于應付。

在浙江杭州，一名企業職工懷孕后，沒在第一時間與同事分享喜訊；直到懷孕22周，“實在瞞不住了”，才將消息告知公司。這樣的事例并不鮮見。近年來，不少職場女性在懷孕后的最初幾個月選擇隱瞞已孕狀態。相關話題沖上熱搜、引發熱議。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隱孕”。

職場女性選擇“隱孕”，往往情非得已。現實中，有的企業要求員工寫“一旦懷孕就自己辭職”的書面保證書，有的單位提出了“排隊懷孕”的無理要求，有的上級將懷孕女職工調離重要工作崗位，有的公司不給懷孕女職工發放績效考核獎……生育歧視現象，加劇了職場女性的焦慮。暫時隱瞞懷孕信息，往往正是出于擔心被降薪、辭退或影響升職、試用期轉正等。

有人認為：生育信息屬于個人隱私，職工沒有義務告知單位。但選擇隱瞞，并非沒有代價：有人因“隱孕”承受很大精神壓力；有人要在懷孕期間完成身體狀況不允許的工作任務。既要順利生育，又要兼顧工作，在這樣的兩難境地中，“隱孕”并不能從根子上解決問題。隱孕只是暫時性策略，女性生育與職場工作之間的張力仍然存在，矛盾有可能在生產、產后階段進一步爆發。

法律是保護自己的最好武器。從出臺《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到印發《關于進一步規范招聘行為促進婦女就業的通知》，再到修訂婦女權益保障法，我國出臺完善一系列法律法規，維護女性就業權益。勞動者應當拿起法律武器，勇敢地對生育歧視說“不”。也要看到，公開歧視可治，隱性歧視難防。從招聘環節以“需要幾份兒童節福利”等打探求職者婚育情況并將之作為決策依據，到工作期間將孕婦晾在一邊、逼迫其主動辭職，這些變相歧視行為更難取證。有關部門應從降低職工維權難度、明晰懲罰標準等方面入手，進一步保障女性合法權益。

（圖片來源：人民網）

進一步說，在有限的時間和精力面前，女性不得不面臨母親與職工這雙重角色的角力；而企業追求效益最大化，在遵守法律底線、承擔社會責任的同時，合理考慮因職工生育而增加的用工成本和管理負擔也無可厚非。問題的關鍵在于：面對生育問題，職工與單位，不應該形成一場你輸我贏的零和博弈。生育是全社會的事，生育的成本不應由任何一方獨自承擔。從這個意義上說，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是減少職場性別歧視的長遠之方和治本之策。

為育齡女性免除后顧之憂，既要在掃除隱形性別歧視上下功夫，也要在共同分擔生育成本上做文章。比如，不應回避職工生育對用人單位用工成本的影響，可通過稅收優惠、政策支持等方式降低用人單位成本，引導企業主動參與到保障女性生育權益中來。再比如，許多地方探索推出護理假、育兒假，引導男性更多參與育兒任務，更好平衡兩性家庭責任。唯有進一步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說或者不說”才不會成為職場女性的隱憂。

全社會就業人員中女性占比超四成，互聯網領域創業者中女性占55%，2021年全國科技工作者中女性占比約45.8%……“她力量”的崛起，折射出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我國婦女事業的發展與進步。但實現男女平等是一項長期任務。“隱孕”現象的存在，啟示我們既要更加支持、關懷生育，也要更加尊重、理解女性。在承認兩性現實差異的前提下倡導男女兩性的權利、機會和結果平等，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婦女權益、促進婦女全面發展，我們既面臨機遇，又任重道遠。

這正是：

歧視漸趨隱蔽，隱孕情非得已。

社會支持生育，破題仍需聚力。

（范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