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金星在北京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本刊記者 侯欣穎 / 攝） 金星，1941年出生于延安中央醫院，北京醫科大學畢業，北京世紀壇醫院副主任醫師。中共黨員。
我父親金茂岳出生在一個回民家庭，從小信奉伊斯蘭教。從泰安萃英中學畢業后，父親考取了齊魯大學醫學院。這是西方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創立的第一所教會大學，由來自美國基督教長老會、英國基督教浸禮會以及加拿大的多個基督教會聯合開辦。全盛時期的齊魯大學和燕京大學并稱“南齊北燕”，學費也是相當昂貴的。父親為了獲得減免學費的資格，在大學里加入了基督教會。在他看來，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同源，學習前者的教義也能更好地理解后者。
畢業后，父親被聘任到齊魯醫院婦產科工作。當時的婦產科主任是英國人，送了父親一本《圣經》。后來，父親就是帶著這本《圣經》去延安的，但他的信仰乃至整個生命，都在延安徹底改變了。
“延安就是圣經上說的天堂”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父親思想上受到極大震動，認為中國人決不能當亡國奴。懷著一顆樸素的愛國之心，他加入了中國紅十字會醫療隊。1938年1月3日，父親所在的23醫療隊被派到西安，要求到國民政府軍醫署所轄的傷病醫院工作，卻遭到拒絕。
當晚，西安八路軍辦事處處長伍云甫來到醫療隊慰問。在得知有21名正式隊員、其中6名是醫學博士等情況后，他說：“這里不要，你們是不是可以到延安去？延安有傷病員，還有群眾，缺醫少藥，歡迎你們去。”兩天后，八路軍駐陜辦事處黨代表林伯渠又親自找醫療隊成員談話，鼓勵大家說：“現在是國共合作時期，到延安去也是抗戰。”
父親之前親眼見到、親身體會了國統區軍醫院的混亂管理和派系斗爭，于是拿定主意，幾天后就跟隨醫療隊來到了延安。
當時的延安條件很艱苦，知識分子、技術人員更是寶貴。父親他們一到延安城門外，就受到群眾、機關和學校工作人員的夾道歡迎，敲鑼打鼓地把醫療隊接到住的地方。晚上又專門開了一個歡迎大會，不僅各單位代表都來了，就連毛主席和朱總司令也來了，親切地跟大家握手、問候，歡迎大家到延安參加抗戰。
父親很受鼓舞。那時奔赴延安的人，絕大部分在去之前就接受過革命思想的教育，甚至已經是共產黨員了，父親卻從未接觸過這些，他最初的目的只是抗日救國。延安為他開啟了一個全新的世界：干部、群眾是平等的，官兵一致，軍民關系融洽，大家一起勞動、一起生活。在父親看來，這就是圣經上說的“天堂”。
抵達延安后，醫療隊被派遣到甘谷驛二兵站醫院。給八路軍傷員做手術時，有時需要進行全身麻醉，在即將失去意識或即將恢復意識時，人的大腦中哪種思想最強烈往往就會表現出來，傷員們在這種時刻總是喊：“同志們沖啊！殺啊！”“消滅日本鬼子！”“解放全中國！”父親被深深觸動，感到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完全不同于國民黨軍隊，是真正抗日救國的。所有這些經歷，都對他思想的轉變產生了深刻影響。
金茂岳獲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醫學博士。 金茂岳（1906—1987），山東泰安人，抗戰時期到達延安。1949年隨黨中央進北京，接管北平醫院，先后任婦產科主任、醫務主任及業務副院長。1952年任中直二院和北京平安醫院院長，1958年任寧夏回族自治區衛生廳副廳長，1972年任北京市衛生局副局長，1983年離休。
結識白求恩大夫
父親到延安后不久，1938年春天，白求恩大夫也來到了延安，因為工作關系與父親很快熟悉起來。白求恩對病人極其認真負責，查房時把所有情況都詳細地記在本子上，然后再診斷。在陪同他查房的過程中，父親一邊做翻譯，一邊學習他的臨床經驗。
一次，蕭勁光司令員的孩子因扁桃腺肥大引起了關節炎，父親檢查后認為必須摘除扁桃腺，但考慮到自己不是耳鼻喉科大夫，醫院里也沒有相關器械，所以決定請白求恩來做手術，因為他是外科大夫，應該有專門的器械。
第二天，白求恩做手術時，父親在場觀摩。只見護士給孩子做了麻醉，白求恩用開口器把病人的嘴一撐，用紗布把舌頭一拉，刀子兩邊一劃，用手指把扁桃腺摳了出來。前后不過兩三分鐘。孩子清醒過來起身就走了，什么事也沒有。
父親說：“白大夫，我還以為你會帶著耳鼻喉科的器械做手術呢。”白求恩用手指著頭說：“金大夫你看，有了這個（大腦）和這個（手）就行了。有了這個（大腦）去想一想，去解決問題嘛！有了這個（手），還有比它們更好的器械嗎？一個大夫只要想到病人，想給病人解決問題，就會費盡腦子去想辦法。”
父親深受啟發，不僅按照白求恩的辦法學會了做扁桃腺摘除術，還自己設計了摘除扁桃腺的小勺。白求恩后來犧牲在抗日戰場上，但他的思想一直激勵著父親：一切為病人著想，就會動腦筋去想辦法。
中央醫院的奇跡
由于受到國民黨反動派嚴密的封鎖，延安的物質條件極端艱苦，醫療設備短缺、藥品極度匱乏，消炎藥、輸液設備、高壓消毒鍋等都沒有。
當時陜北的生育率很高，每家都是七個、八個的生，但很多沒能活下來，因為都是土辦法接生：沒有產房就到柴房里生，身子底下墊的是草木灰或沙子；剪臍帶用農家剪刀，甚至用碎瓷片；產婦的營養也跟不上，只能喝點小米湯……各種問題導致嬰兒死亡率達到60%以上，婦女感染、得病的也特別多。
在這種困境中，中央醫院建立起來了。1939年11月7日，醫院舉辦了成立儀式。醫護人員把汽油桶打造成便盆；用沙漏當秒表用；用舊紗布做成墊子，使用完再清洗消毒；注射器針頭用一次打磨一次，有的針頭甚至被磨去了一半，實在不能用了才扔掉。
1939 年11月，中央醫院成立，毛主席題寫院名。
婦產科最大的困難是沒有檢查床，父親就設計了一個架子，做檢查時，用架子把產婦的腿支起來。就連產床、手術臺也是他們自己設計，請木工師傅做的。
如此簡陋的條件下，中央醫院在延安接生了3800多個孩子。這是有據可查的數字，但不是全部。父親說本來一共有6個接生登記本，撤離延安時只帶出來4個。據此推算，那段時間在延安出生的孩子總數應該有四五千人。
當時中國的產婦死亡率是每千人死亡15人。中央醫院婦產科在1940—1941年期間共收治產婦565人，死亡2人，死亡率0.36%；1942—1943年收治產婦893人，無一死亡。此外，中央醫院產后染菌率是1.2%，同期北京協和醫院是4.8%。以延安當時的物質條件和醫療條件來說，可以說是醫學奇跡。
延安的老百姓發現在中央醫院生孩子，生一個活一個，于是來住院的產婦一年比一年多。有位老鄉之前生了三胎都沒保住孩子，生第四胎時來了中央醫院，孩子活了。于是她所在的小山村之后相繼來了5名產婦，每個人最后都笑嘻嘻地抱了一個胖娃娃回去。
在沒有輸液設備、沒有抗菌素的條件下實施手術是要擔風險的，所以父親對消毒的要求非常嚴格，要求醫護人員把切割、止血、縫合、打結的基本功練好，使傷口一期愈合。父親做闌尾手術時，小切口僅能伸進兩個指頭摸到闌尾，用止血鉗把盲腸鉤出來，切除闌尾后重新放入腹腔。他做剖腹產手術時的切口也很小。這都是從病人利益出發，為病人健康著想。
據統計，從1939年9月到1946年6月，中央醫院共收治病人1.3876萬人次、接生嬰兒3814人、小兒科收治病人1704人次，治愈率達96%—99%。
左圖：金茂岳在婦產科門診工作。
中上圖：中央醫院婦產科醫護人員合影。中下圖：中央醫院嬰兒室。
右圖：在前線做手術的白求恩。
“努力救人事業”
1940年之后，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三位領導人先后為父親題過詞。毛主席的題詞是“努力救人事業”，朱總司令的題詞是“不但醫人，還要醫國”，周副主席的題詞是“為邊區衛生工作創新紀元”。
毛主席給金茂岳的題字“努力救人事業”。 毛主席對父親說，醫生工作是治病救人，共產主義是解放全人類，二者都是救人的革命事業。他勉勵父親把本職工作和中國革命事業結合在一起，這就是一個革命的醫務工作者的最高理想。毛主席的教誨讓父親銘記一輩子。
1940年4月，23醫療隊接到紅十字會大隊的命令，換防到老河口第五戰區，要離開延安了。父親經過思想斗爭，毅然決定脫離紅十字會，留在延安。
毛主席曾經說：“改造世界觀非常重要！有了堅定的政治立場，才能安心工作。有了明確的方向，才不致在暴風雨中迷失方向。”父親的世界觀也經歷了轉變。剛到延安時，他經常把圣經拿出來誦讀，這本書還被毛主席借去看過，可能是作為哲學資料。后來，為了提高中央醫院醫生們的政治理論水平，毛主席讓哲學家艾思奇當組長，組織大家學習《大眾哲學》。
父親有一個小筆記本，記錄了當時上課的內容，里面寫著“物質決定意識——唯物論”。對于今天的我們，這是一個常識，但對當時的父親來說卻是全新的觀點，他開始接觸和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在經歷了脫胎換骨的革命教育后，他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革。
1942年3月28日，父親在中央醫院接到一個電話，是中央組織部陳云部長打來的，請他過去一趟。父親以為陳云同志生病了，馬上背著藥箱、騎上馬去了，沒想到陳云要跟他談的是另外一件事——入黨。
經過一番談話，父親表示愿意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不怕犧牲。他也談到自己是回族，陳云同志說，這只是生活習慣不同，和加入黨組織并不矛盾。談完話，陳云打電話請來了中央醫院黨支部的石昌杰書記和蘇愛吾同志。他們來到中央組織部干部處張凱處長的辦公室，父親看見了掛在墻上的鮮紅黨旗，就在這里宣誓入黨了。陳云說：“茂岳同志已經被批準為中國共產黨的正式黨員。但暫時不公開，是秘密黨員。”這是父親終身難忘的一天。
1942年3月，金茂岳留影。 自豪是個“延安娃”
因為父親的經歷，我成了一名“延安娃”（在延安出生的孩子），這是讓我一輩子都感到自豪的事。回想起小時候的生活，真是特別艱苦，現在的人都想象不出來。小小的土窯洞里，碩大的老鼠特別多，我印象里有一尺多長，很多孩子都被咬過，甚至有被咬掉鼻子的，我手上現在還有一串老鼠的牙印。
后來魯藝的一位美術老師想了個辦法，把畫板鉆了4個洞，用裹腿的帶子和木楔子把畫板楔到土墻上，出門的時候把孩子放到畫板里、掛起來。這個辦法流傳開后，大家給它起了名字叫畫板搖籃。
再說吃。延安吃的大多是小米、洋芋、南瓜。如果媽媽有奶水，孩子就是最幸福的。我印象中的一種美食叫列寧餅干，其實就是鍋巴。有一次，我聞見食堂又有列寧餅干的香味了，就拿著小碗到鍋臺邊等，后來大師傅鏟了一大塊給我，當時覺得好吃得不得了。
還有穿。延安實行供給制，給大人發的是八路軍軍裝，一般兩三年發一次。有了新衣服之后，大人就把舊衣服改改，給孩子穿。這時候就考驗媽媽們的手藝了。如果媽媽會做衣服，孩子就穿得比較整齊，有的媽媽是學生出身，或是大戶人家的小姐出身，不會針線活兒，孩子就穿得破破爛爛的。我媽媽是農村出來的，用靛藍布給我做過一件小夾克，當年穿出去可漂亮、可驕傲了，我一直保存到今天。
至于出行，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馬或者驢，絕大多數情況都是走路。哪怕是產婦到中央醫院生孩子，也是自己走著去，導致在路上早產的、小產的特別多。
長大后，我也成了一名醫生，父親“一切為病人著想”的精神始終激勵著我在臨床工作中做一名好醫生。退休后，我先后訪問在延安工作和生活過的老前輩300多人，征集到2000多個“延安娃”的信息，收集老照片千余張，留下了許多難忘的回憶，撰寫了《親歷延安歲月：延安中央醫院的往事》一書。
我今年整整80歲了，隨著時代的變化，越來越感到延安精神的可貴，也更深刻地理解了父輩的信仰和追求。中央醫院的故事、延安的故事都不應該被忘記，我們的父輩付出畢生精力去奮斗、犧牲的事業，在今天依然值得一代代中國人傳承和發揚。（金星 口述 本刊記者 尹潔 采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