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玄教子勤勞節儉——古人誡子書中的父愛

教子有方 盼子成器

──飽含在誡子書中的父愛

誡子書作為古代家訓的一種形式，濃縮了彼時父親們畢生的生活經歷、人生體驗和處世做人智慧，多表現為父親勸誡自己的孩子修身養性、治學做人、建功立業，飽含著父親對孩子深沉的愛。

● “勤力務時，無恤饑寒。菲飲食，薄衣服”

鄭玄教子勤勞節儉

鄭玄（127—200年），東漢末年北?？じ呙芸h（今山東高密）人，他一生淡泊名利，曾推辭大司農的征拜，癡心于學術，以畢生的精力研究經學，創立了糅合今古文經學、集經學之大成的鄭學。他以豐厚的學術成就和高尚的人格操守贏得了后人的敬仰。

鄭玄就一個兒子，叫鄭益恩，曾被北海相孔融舉為孝廉，后來袁紹之子袁譚率軍攻打北海，把孔融包圍在都昌（今山東昌邑），情勢危急，鄭益恩率家兵前去營救，結果反被圍殺，年僅27歲。

在這次事件之前，東漢建安元年（196），已經七十歲的鄭玄，此時正身染重病，估計自己不久于人世，他飽含深情地寫下了《誡子益恩書》，其中寫道：“吾家舊貧，不為父母昆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城，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睹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植，以娛朝夕。……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諭贊之功，庶不遺后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群書率皆腐敝，不得于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于昔，勤力務時，無恤饑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與其他誡子書不同的是，鄭玄和盤托出自己一生的求學經歷和人生志向，表達了自己淡泊名利、一心追求學問的堅定志向，以這種現身說法的方式，含蓄地向兒子傳輸了治學、為人的寶貴經驗。信中他對兒子在道德和生活方面提出了要求，要求兒子“勖求君子之道，研鉆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希望兒子遵循君子之道，不斷完善自己的德行，最終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因為鄭玄一生崇尚節儉，并身體力行，所以他要求兒子“勤力務時，無恤饑寒。菲飲食，薄衣服”，教育兒子不僅要注重勤勞，更要在吃穿上節用。他還希望兒子能夠繼承父業、繼續學術研究。

正是有了鄭玄的諄諄教導，以及他卓越的學術成就和崇高的人格風范，給兒子及后代子孫以潛移默化的影響。鄭益恩之所以被北海相孔融舉為孝廉，說明他的人品是一流的，因為在當時舉孝廉十分重視人才的品德修養。

在鄭益恩不幸殞身后，他的遺腹子鄭小同，承繼了鄭玄的家學，鄭小同的道德、學問皆為時人敬仰，三國時名士華歆稱贊他：“少有令質，學綜六經，行著鄉邑。海、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器量，跡其所履。”鄭玄的后人直到唐代仍以“家本儒林”為驕傲，唐大詩人白居易曾提到“鄭玄家牛，觸墻成八字”，以此贊譽鄭家淵博的學術造詣。

● “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

徐勉給兒孫留下清白

徐勉（466—535年），南朝梁時東海郡郯縣（今山東郯城）人。徐勉年少孤貧，節操清廉，篤志好學。梁朝建立后，拜中書侍郎，轉尚書左丞。后遷太子詹事，輔佐太子蕭統。再拜吏部尚書，負責官員銓選，累遷侍中、右仆射、中書令，治理朝政有方，被稱為賢相。

徐勉一生雖然身居高位，但他清正廉潔，辦事公正，嚴于律己。他的大部分俸祿都救濟了貧困的親朋好友，家里沒有任何積蓄。曾經有好友勸他多為子孫后代留點錢，為他們置辦一些產業。可徐勉卻說，能夠給子孫留下清白，比給他們留下財產更重要。如果子孫有才能、有德行，他們自己也會創下家業，并不需要給他們留下什么。如果子孫不能夠成材，那么，即使給他們留下的是金山銀山，也不夠敗壞的。

垂暮之年，徐勉鄭重其事地給長子徐崧寫了一篇《誡子書》：“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于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范，及以福慶，故臻此耳。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

徐勉敬仰前賢，遵奉前賢遺訓，終生潔身不貪，并言傳身教，為子孫樹立了榜樣。他告誡兒子，要把清白的名聲留給自己的子孫，一樣是豐厚的遺產。徐勉還告誡徐崧，大凡做長兄的，都非常不容易。為人行事要使內外協調一致，別人無閑話可說。一事當前，先考慮別人然后才是自己，這樣才會受到尊重。在徐勉的教育下，他的子女后來都成了遠近聞名的賢德之士。

徐勉清簡尚義的精神為后世所推崇。宋孝宗時，尚書左仆射陳俊卿，一生清廉正直，年老時沒有給子女留下金銀財寶、高屋廣廈，他也像徐勉一樣，留下一紙《示二子》：“興來文字三杯酒，老去生涯萬卷書。遺汝子孫清白在，不須廈屋太渠渠。”

● “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

邵雍教子修善積德

邵雍（1012—1077年），北宋著名的理學家、教育學家，他一生淡泊名利，不為官位所誘惑，與張載、周敦頤、程顥、程頤并稱“北宋五子”。

邵雍十分注重對后輩德行的培養，提倡德才兼備、勤于修身。他老來得子，45歲時才有了兒子邵伯溫，自然十分重視發揮父親的教育責任。他專門寫了誡子書給邵伯溫：“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后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圣而何？教而后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兇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理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

邵雍是一位道德高尚、胸懷寬廣的大家，他對兒子的教育目標非常明確，就是引導孩子從小就看淡功名利祿，不慕榮華富貴，安于清貧，信守本分，堅守正道，只有這樣才可能成為德才兼備之人。

邵雍強調人是分品位的：上等品位的人，不用教授就懂得善惡；中等品位的人，需要老師教授之后，才知道善惡；下等品位的人，即便老師教授了，也不知道善惡。所以，邵雍要求兒子恪守“交益友，不交損友”和“非善不交”的信條。

邵雍一貫堅持“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兇之謂也”，意思是，知善行善的人，會給自己和他人帶來吉祥；而那些不善的人，就會給自己和他人帶來兇禍。所以他告誡子孫，一定要努力成為上品的圣賢人，而不要淪為下品的愚昧人。尤其要守規矩講道德，必須做到“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邵雍常教導兒子要多干實事，少說空話，養成良好習慣，不斷提高道德修養水平。

在邵雍的教導下，邵伯溫學識才干超群，學術著作等身，所著《河南集》《聞見錄》《皇極系述》《辯誣》《辨惑》《皇極經世序》《觀物內外篇解》等書影響很大。同時，邵伯溫堅持操守、維護道德，不與朋黨和宦官為伍。南宋名相趙鼎年輕時就曾跟從邵伯溫學習，他為邵伯溫寫的墓志銘就提到，“以學識行起于元祐年間，以名節居處于紹圣年間，以言論受貶于崇寧年間”。邵伯溫最終以學行、名節揚名天下，這與邵雍的教導是分不開的。

● “儉以惜福，謙以全身”

李應升教子傳承家學

李應升（1593—1626年），明代南直隸常州府江陰縣人。萬歷四十四年（1616）進士及第，授南康推官，以清廉著稱，素有“前林后李，清和無比”的贊譽。天啟二年（1622）選考，授福建道御史。因上呈魏忠賢七十二大罪，天啟五年被罷官歸故里。天啟六年三月，被東廠逮捕入獄。被捕之時，常州城聚集數萬居民，為其鳴冤。

李應升入獄后，自知將不能活著出獄，所以特意給兒子李遜之寫了一封遺書，也被稱為誡子書：“吾直言賈禍，自分一死，以報朝廷，不復與汝相見，故書數言以告汝。汝長成之日，佩為韋弦，即吾不死之年也。汝生長官舍，祖父母拱璧視汝，內外親戚，以貴公子待汝。衣鮮食甘，嗔喜任意，嬌養既慣，不肯服布舊之衣，不肯食粗糲之食。若長而弗改，必至窮餓。此宜儉以惜福，一也。汝少所習見游宦赫奕，未見吾童生秀才時，低眉下人，及祖父母艱難支持之日也；又未見吾囚服被逮，及獄中幽囚痛楚之狀也。汝不嘗膽以思，豈復有人心者哉！人不可上，勢不可凌。此宜謙以全身，二也。……汝資性不鈍，吾失于教訓，讀書已遲。汝念吾辛苦，勵志勤學，倘有上進之日，即先歸養。若上進無望，須做一讀書秀才，將吾所存諸稿簡籍，好好詮次。此文章一脈，六也。吾苦生不得盡養。他日伺祖父母千百歲后，葬我于墓側，不得遠離。”

李應升在誡子書中共叮囑兒子七件事：一是不能再當公子哥，要知道生活的艱難；二是要繼承父親的遺志，謙虛謹慎；三是要孝順祖父母和母親；四是要持守好家業，不貪心不妄取；五是要照顧好妹妹；六是要努力勤學，整理家學，傳承好家族的文脈；最后是囑咐兒子，將來祖父母去世后要安葬在自己的墳墓旁邊。

這篇誡子書沒有講大道理，都是從生活出發，娓娓道來，好像父親和孩子談心，讀起來可以感受到一位父親殷殷囑托和拳拳厚望，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尤其是李應升注重家學的傳承，專門交代兒子要整理好自己的著作，流傳下去；并且要做孝子盡孝道，乃為人之本。

李遜之沒有辜負父親的殷切期望，不僅將李應升“落落齋”內的五萬卷藏書保存完好，還于崇禎年間將其父的著作詩文雜稿整理刊刻，命名為《落落齋遺稿》，共十卷，后收入《乾坤正氣集》和《常州先哲遺書》，使之得以傳于后世。

李應升曾囑咐兒子及后代好好讀書，勤于農耕，因此，他的后代就再沒有出仕為官的，但其家風長傳，鄉里有譽。明朝滅亡后，李遜之信守父親的要求，自稱為“江左遺民”，專心治史，絕不參與政事，輯錄了自己的著作《三朝野史》。

到了清代，誡子書依然是父輩教育子孫的重要手段。父親們在誡子書里常常擺事實、講道理，苦口婆心諄諄教誨，將對子孫后代的期待和愛用家教、家訓的方式保留傳承下來，不僅其子孫從中獲益頗多，就是今人讀來也大有借鑒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