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暗我明,是新疆反恐公安干警追捕暴恐分子時一個很大的體會。因為這種“暗”加大了他們受傷甚至犧牲的可能性。
有時,暴恐分子憑借有利地形藏身暗處,他們慣用的手段是伏擊。公安干警常利用無人機對山區進行巡邏,再進行拉網式搜索,這個過程中,有可能遭遇埋伏。在《中國新疆反恐記憶》紀錄片中,一位警察描述過一場惡戰:“我們在半山腰遭到了暴恐分子的伏擊,暴恐分子沖我們開槍。在狙擊鏡下,我發現我的戰友中槍了。當時,我的頭上、身邊全是子彈,我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反應過來,才知道我也中槍了,頸椎中了一槍,腿中了一槍。”
有時,暴恐分子隱匿在民居內,黑暗之中,其槍口正對著公安干警。曾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伊犁地區公安局防暴支隊一中隊一分隊隊長的龍飛就是這樣犧牲的。龍飛曾帶著一個組去現場控制暴恐分子,交火那晚,暴恐分子藏匿的民居亮著兩盞燈,一盞燈突然熄滅,龍飛大叫一聲“有槍”,接著隱蔽在暗處的暴恐分子一左一右合起來朝他開槍。戰友回憶說:“他倒地的時候,手電筒正好照向他,我們就看到鮮血從他脖子下面流了出來。”
還有一種暗,是暴恐分子的人性之暗。他們是沒有人性的,手段非常殘忍。一位特警隊成員這樣回憶自己受傷的原因:“凌晨,我們接到任務去現場抓捕,他(暴恐分子)投降了。我讓他靠著墻,他就靠著墻。我接近他。就差那么一點的時候,他突然翻臉,高喊著‘圣戰’口號,抽出藏著的刀砍過來。”
在新疆,公安局和派出所往往成為恐怖分子襲擊的重要目標,因為他們認為,把警察這一關干掉,才能走下一步。新疆反恐公安干警當然明白其中的危險,每個人都很明白,但他們說:“我們不害怕,要是害怕,就不會穿這身警服。”“這個工作,不是你來做,就是我來做。”
這一次,《環球人物》記者走進新疆,見到了兩位反恐英模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公安廳二七總隊王大隊長,聽他們講述那些一線的戰斗,還有那些構建新疆“反恐堡壘”的每一磚每一瓦。

2014年4月9日,新疆公安邊防總隊某邊防派出所進行“無預告式反暴恐襲擊演練”。
親歷巴楚“4·23”暴力恐怖案
喀什地區巴楚縣公安局三岔口派出所所長劉成有無數勛章,一等功、二級英模、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全疆優秀人民警察……《環球人物》記者提議要看看,劉成就把這些勛章擺出來,一張不小的桌子都放不下。這些獎章里,有一枚看上去最舊,那就是2013年他被授予的反恐勇士勛章。這個榮譽背后,是當年4月23日發生在巴楚縣色力布亞鎮的暴力恐怖案件,劉成身在現場。
2013年,劉成還是一名交警,在巴楚縣交警隊上班。那時,巴楚縣派出所的民警們經常去各個村里租房子住,他們和社區干部也常到各個村去走訪,跟當地住戶都很熟悉。劉成回憶說:“實施暴恐行為的那戶人家,派出所和社區干部很多都認識他們,打馕的,我們還到他那里買過馕。”4月23日當天,3名社區干部照例到各家各戶去了解有什么困難和需求,就這樣走進了打馕的人家。
“一進門,就發現一些異常情況,他家里突然有了切割機之類的工具,感覺不太對。3名社區干部打算叫其他人過來看一看他家是咋回事。”暴恐人員感覺事情已經暴露,當場將3名社區干部砍殺。“他們都埋伏好了,砍殺干部以后他們又從家里面沖出來,砍殺周圍的群眾,一路砍殺。”
這時,劉成正在路上執勤,突然接到了電話,“讓我把守住路口”。他感覺有事發生了。沒過多久,他就看到暴恐人員騎著三輪摩托、手持兇器沖出來的一幕:“他們一人騎車,兩人站在車上,一個拿著長刀,一個拿著斧頭,還拿著‘圣戰’的旗幟,直接沖往派出所。”劉成叫上執勤民警一路緊追。“快到派出所了,他們先把摩托車砸壞,把汽油弄出來,再沖進派出所去燒、去砍殺民警。”
劉成追進派出所的院子時,暴徒手持兇器正面砍向他,“很瘋狂,任何勸阻都不聽,就是想把我們砍死,我們就進行反擊”。
劉成對《環球人物》記者回憶說:“他們應該是有預謀的。如果當時社區干部沒有發現他們,他們可能去更大的地方實施暴恐行為;一旦民警和社區干部發現了,他們就地‘圣戰’。”當時被暴恐分子砍殺的群眾,很多都是他們的鄉鄰。
“根本不管是漢族還是維族,他們見人就殺。沖擊政府,砍殺群眾,在他們的意識中,這就是通往天堂的路徑。”“當時犧牲的戰友和社區干部,我都認識,一起工作好幾年了,經常一起吃飯,有些人幾乎天天看到,感情非常深了。”話說到這里,一直健談的劉成停頓了,沉默著平復情緒。
“‘4·23’暴恐案發生前,巴楚很少有暴力恐怖案件,這之后才陸陸續續有了這種案件。”這戶打馕的人家為什么會成為暴恐分子?干警們也調查過:“是去外面務工的人員給他們傳播了宗教極端主義思想。宗教極端主義和宗教本身是不一樣的,他們受到極端主義的侵染太深,但是外人看不出來。”

2013年4月29日,新疆各族干部群眾追悼巴楚“4·23”暴力恐怖事件中犧 牲的英烈。
“老百姓都愿意給我們當向導”
劉成是1999年12月從江蘇來到新疆當兵的,后來從部隊到了巴楚縣派出所做基層民警,“天天和轄區的老百姓打交道,檢查老百姓的消防設備,做服務工作”。接受采訪時,劉成特意穿了一身警服,他眉毛黑且濃密,說話語速快,人也爽快。“我是蘇北人,但在新疆習慣了。我們好多在新疆的江蘇人,口音沒變,性格變了。新疆人實誠,好打交道。對他們來說,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是什么就不是什么。”
對暴恐事件,干警們有一套應對的方法。“三人一小組,用老人帶新人的方式去學習。”講起面對暴力恐怖分子的戰略戰術,劉成滔滔不絕。“當然,出現暴恐事件,作為警察第一個想法就是不能害怕,他們傷害人民群眾,我們必須要頂上去,這是職責。”“他們不是針對什么事件,也不是有什么訴求,他們就是反社會、反人類的行為,我們必須、必須——頂上去!”或許是憶及一線的戰斗,劉成有些激動。
劉成說,他們的另一條寶貴經驗,就是“百姓給我們當向導”。各個民族的普通人家、鄉親鄉鄰都支持民警的工作,提供暴恐分子的線索,這是真正的制勝力量,也是最讓劉成感動的地方。他還記得莎車縣“7·28”事件。就在巴楚發生暴恐事件的第二年,2014年7月28日凌晨,一伙暴徒持刀斧襲擊了莎車縣艾力西湖鎮政府和派出所,部分暴徒又竄到荒地鎮,打砸焚燒過往車輛,砍殺無辜群眾,案件造成無辜群眾37人死亡,13人受傷,31輛車被打砸,其中6輛被燒。途經此地的墩巴格鄉鄉長和鄉紀委書記嚴厲斥責暴徒,也慘遭殺害。“當時暴徒搶了槍,作案后就到山區里面去了。他們到山區里面也都是有預謀的,地點都是想好了的。”劉成說。
進行這樣的抓捕是困難的,也非常復雜,暴徒已經將地形摸得很清楚了,“公安干警則非常被動,山里地形不熟,車也不好開。而且我們在明處,他們在暗處,他們在山里早設伏了”。盡管各種情況都對公安干警不利,最終他們還是順利將這個暴力恐怖組織端掉了,因為“有當地老百姓幫我們呢!都愿意給我們當向導。牧民們走山路,比我們當兵的走得都快。哪條路近,哪個地方可能設了伏,牧民們最清楚!”
后來查明,“7·28”暴力恐怖事件的主謀努拉買提·薩吾提,從2013年以來與境外“東伊運”組織勾連,組織人員收聽收看暴恐音視頻,宣揚民族分裂和宗教極端思想,逐步形成以其為頭目的暴恐團伙。“國外傳過來的暴恐音視頻對他們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比如說自制土炸彈,他們會按照視頻仿造一些,但是他們的技術還不行。我們國家對易爆炸材料管控得非常嚴,他們不容易拿到視頻里需要的原料,就用火柴頭、汽車遙控器做土炸彈,做好了就偷偷摸摸去一些沙漠地區進行試爆實驗。”劉成說,一旦實驗成功,暴恐分子就開始選擇施暴地點。“他們設法造成混亂,哪個地方人多就到哪個地方去,并不是要去漢族人口多的地方,只要是人群集中的地方,學校、火車站、醫院、黨政機關,都是他們選擇的主要地點,以造成大的影響。”


2014年,新疆發生烏魯木齊“4·30”爆炸案(上圖)、莎車縣“7·28”暴恐案(下圖)。(視頻截圖)
此次新疆之行,除了年輕的英模劉成,《環球人物》記者還見到了另一位反恐老英模鄭旭光。1980年,他到莎車縣公安局刑警隊工作,1987年調入喀什地區公安局工作,曾任喀什地區公安局黨委委員,現在已經退休。幾十年里,鄭旭光出過無數個案發現場。他提到一條重要的工作經驗:“殺人現場比較殘忍的,幾乎都跟暴力恐怖有關系。”
根據鄭旭光多年在一線的觀察,恐怖分子實施暴力的等級逐漸增加,“從殺害兩個人慢慢地發展為殺害三個人,后面就發展為殺害一群人,群體性的暴恐事件就發生了。1984年以后,暴恐分子一次性殺害的人數開始增多;1998年以后,就有殺害10人以上的了。在使用的武器上,暴恐分子一開始使用的都是比較原始的,比如長刀;1998年之后,就發展到自制手雷。”最殘暴的就是2009年烏魯木齊“7·5”事件,當時鄭旭光接到做好準備趕赴現場的通知。“但最后一看那個情況,我們去也沒用了,事情太大了,從喀什調人,遠水解不了近渴。”
鄭旭光曾經獲個人二等功2次、個人三等功1次,1997年3月被評為“全國勞動模范”,1997年7月被授予全國公安系統二級英雄模范稱號,1999年被評為“全國優秀人民警察”……這些都是一名警察的高光時刻,但他不愿意談及。因為每次立功的后面,都是一次重大事件。“有一次,我們正出現場,就有暴徒沖了上來。”頓了頓,他神情肅穆地說:“這些傷心的事情,再不想回想了。”
1990年4月,境外“東伊運”恐怖組織在阿克陶縣巴仁鄉劫持10名人質,并在交通要道炸毀兩輛汽車,6名公安邊防官兵犧牲;2001年8月,庫車縣公安局局長陳平被恐怖分子的子彈擊中腹部犧牲;2007年1月,在帕米爾高原追捕恐怖分子時,公安干警黃強英勇犧牲;2009年“7·5”事件,烏魯木齊市公安局南關派出所所長梁為龍帶領戰友組成一道人墻抵御暴恐分子,梁為龍的下頜被砸至貫通,右臂小動脈被砸斷,民警沙依提江的藍色警服被鮮血染成了紅色……
還有許多名字,我們再也無法記錄。從1990年至2016年,新疆發生了數千起暴力恐怖襲擊事件,造成數百名公安干警殉職。但因為工作性質保密,有些公安干警在犧牲多年后都不為人知。
從“金箍棒”到“反恐堡壘”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公安廳二七總隊王大隊長是重慶人,“7·5”事件發生那年,他大學畢業來到新疆,在新疆已經度過了10多年。他的妻子是一名“疆三代”,兩人有一個女兒。我們采訪當天是個周六,而且正趕上他女兒發高燒,他依然在崗。王大隊長說,他已經多年沒回過重慶老家,想念父母時,也只能讓二老來疆探望,提起此事有些愧疚。
我們的采訪地點在公安廳,不遠處的一條街就是烏魯木齊“5·22”暴恐案的發生地。沿著公安廳前面的高架橋再往前走,就是火車站,烏魯木齊“4·30”爆炸案就發生在那里。兩件案子都是2014年的,如今,一切都已平靜。
《環球人物》:新疆反恐這些年,最直觀的感受是什么?
王大隊長:整個形勢、趨勢越來越好。2009年“7·5”事件過后,2013年到2016年是暴恐案件頻發期。2016年過后到現在沒有暴恐案件發生。現在各崗位、各行業的投入,還有每個人思想觀念都發生了轉變。整個環境和這種維穩的形勢,各方面都是向好的,來新疆旅游的人也比較多了。
《環球人物》:您怎樣理解反恐已經成為新疆每個人的責任?
王大隊長:以前,大家可能認為打擊暴力恐怖組織是公安警察該干的事情。現在,你到新疆各行各業去了解,都不再是這個想法。大家都有了責任意識,每個行業組合起來就是維穩組合拳。比如,郵遞、快遞能做到3個100%,即100%收寄驗視,100%實名收寄,100%過機安檢,這就是反恐的一種有效辦法。很多行業干好自己的工作就是對反恐的一種支撐。打個比方,以前是只有公安干警這個金箍棒在那兒打妖怪,現在變成了一個反恐的堡壘,而且其中每一個部分都咬合起來,反恐就容易多了。
《環球人物》:這些年恐怖分子的組織形式有哪些?
王大隊長:我們通報的案子主要有這三大類:一種是獨狼類型,即個人極端行為;一種是家庭式的,就是整個家族糾集起來的一種暴力恐怖組織;還有一種,是境外組織將一些人安插進來實施暴力恐怖活動,他們的組織架構就更復雜一些。
獨狼類型的,一般思想比較極端,他們會觀看一些暴恐音視頻,有的還受到地下講經人的影響,這就像學生讀書一樣,他們拿到的教材就是有問題的。家庭式這個類型就有一定組織性了,畢竟是一群人同時去做這件事,他們的政治目的就比較強烈。這樣的家庭或家族一般有核心人物,但他在家里的輩分和地位不一定有多高。可能是整個家庭的宗教氛圍比較濃,宗教將他們串聯起來比較容易,再加上極端思想的入侵,整個家庭容易走向極端。受國際恐怖組織安插的人員制造的暴恐案件,比如2015年“9·18”拜城暴恐案,就是整個家族受到了境外人員指使。
《環球人物》:現在,新疆對突發事件的處置快到什么程度?
王大隊長:新疆的處置程度是全國最快的,警察一分鐘處置。怎么去保證呢?新疆三五百米之內就設有便民警務站。
除了日常的警力處置,現在,來警務站求助的也比較多,所以我們也稱其為便民服務站。老百姓可以在這里上洗手間,冬天夏天可以來避寒避暑,它也配有一些應急的藥品,這樣就會減少一些緊急事故的發生。市民有什么應急需求都可以尋求幫助。
有些人在不了解的情況下會炒作便民警務站。但是我們新疆當地的老百姓,享受過它們的紅利,就知道這是好的。它們承載的日常功能是很多的,不是只有一個功能。

便民警務站建設是新疆維護社會穩定、提升百姓福祉的重要舉措。
《環球人物》:新疆現在的日常安保措施是怎樣的?我們看到新疆的很多商場、小區也設有安檢系統。
王大隊長:來新疆旅游的人,夏天比較多。你看到的這些安檢,就是政府保障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和安全做出的投入。內地不存在這樣危險的因素,就不用去考慮這些措施,但新疆存在危險因素,這些措施就能保障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前些年的暴恐案件,讓大家覺得,這些安全保障措施確實是必須的了。
再比如說,一些城市承辦大型活動時會提高安保的等級,國際上各個城市都這樣。而我們日常等級就是這樣,你可以認為這里就是一個安保等級比其他城市更高的地方,因為這里確實面臨比其他城市都高的暴恐危險。
《環球人物》:那么我們如何在根源上反對暴力恐怖主義?
王大隊長:一方面,要從多個角度考慮反恐,就跟一個人生病一樣,比如你上火了,西醫可能直接給你開消炎藥,中醫就要把脈,胃、肺、肝,哪個部位不適都可能引起上火。這就是為什么各行各業要一起反恐,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整個社會機構的每一個環節順暢,才能保證它的健康。
另一方面,要找準源頭,治病要治在根上。現在存在的最直接問題,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還是要把思想問題糾正,比如念經就可以治療感冒這樣的想法。打個比方,小的時候,我們就認為在太空可以看到長城、金字塔,但是楊利偉到了太空之后,我們才知道,在太空是看不到這些的,這需要我們有科學的認知。現在我們就要給大家做思想工作。在新疆這個反恐的堡壘里,各行各業需要努力的方向是不一樣的,思想、教育是一部分,公安、安保是一部分,電信、郵政是一部分,等等,可能教育和思想是更為根基的那一部分。(為保護隱私和安全,部分公安干警未使用全名)(本刊記者 王媛媛)